不久,回到杭州的浙大再次掀起“学潮”。1946年6月13日,杭州五千余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副司令竺鸣涛要求竺校长开除为首的七名浙大学生,竺校长表示“尚需调查”,敷衍搪塞了过去。然而不久,浙大的“学潮”终于到了高潮。——1947年,“于子三案”发生,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竟在被捕后死于狱中,而围绕所谓“于子三系自杀”的定谳,竺可桢与国民党当局几成决裂之势,反之,围绕安葬和纪念于子三,竺可桢亦与“学运”方面发生摩擦,几乎受到“葛杯”。这是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之中最艰难的日子,也是他一生中噩梦般的日子。

10月29日晚上,竺可桢在监狱亲眼看到躺在板床上的冰冷的于子三。他不顾胁迫,拒绝代表校方签字承认于子三是自杀。随即,他在南京对《大公报》、《申报》的记者表示:“于子三是好学生,于之死是千古奇冤。”他还说:此案的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志愿之有无”。消息见报后,全国为之震惊,官方则要求竺可桢马上在报纸上予以更正,竺可桢则回答道:“报道是事实,无法更正。”随即,金陵大学以罢课予以响应,随之,中央大学、乃至全国各地的高校纷纷罢课为浙大声援,是之为“于子三运动”。这是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把干柴烈火,它迅速燃起火焰,成为“第二条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浙大的“学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围绕悼念和安葬于子三,国民党当局与浙大“学运”针尖对麦芒,夹在中间的竺可桢可谓焦头烂额。当时国民党青年部长陈学屏认为这次“学潮”的根子“仍在浙大本身”;至于竺可桢,本是“国内第一流校长”,却在“学潮”中“属于第三者之态度”云云。

竺可桢渐渐与国民党当局拉开了距离,反之,他与日益炽烈的“学运”也越来越不合了。在浙大的校务会议上,竺校长表示:“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于是,围绕如何处理于子三的尸体,试图尽早平息事件的当局与浙大无法达成共识, 看出“学运”是借势发难的竺校长也与“学运”形成牴牾。此时此刻,这个校长的位子,是越来越难坐了。

彼时,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要求校方立即埋掉于子三的尸体,被竺可桢拒绝。此后他亲自在凤凰山为于子三查勘坟地,又经过一番口舌,当局也同意选定1948年1月4日浙大学生集体为于子三出殡。然而,围绕送葬队伍的路线、是否允许有仪仗和挽联等,当局与学生复又纠缠不休,学生则必欲出殡时要经过杭州的热闹街道,且游行并沿途唱挽歌等。竺可桢与双方“博弈”,最后只得发出布告,“告诫学生不得任意出外游行,并说明自治会不听学校劝告,若有意外,学校决不负责”等。“学运”领袖自然不肯听从,随即大张写有“报仇”等字样的旗帜,集合学生于校内“阳明馆”前,高唱“抬着你尸首往前走,走在这中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记着记着,今天将将士来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高兴,你的死期将到临”的挽歌,浩浩荡荡,准备发起抬棺游行。竺可桢听到这挽歌,本能地预感到“此类挽歌比任何标语更为恶毒,故军警若知道势非冲突不可”。此时当局突然变卦,禁止为于子三出殡,并派出流氓队伍冲进学校,骚扰和殴打学生,一些学生躲避不及,受到伤害,如后来成为浙大校长的韩桢祥院士,头部就遭到殴打而负伤。为了抗议这次暴行,浙大学生又罢课三天。此时教育部甚为紧张,杭立武、朱家骅先后打来电话询问,又派特派员前来“安抚”,当这位特派员提到学校应开除学生时,竺可桢说:“校中开除学生,需凭个人行为,不能任意开革,否则莫须有之事如何服人?”当时还有人主张为防止学生暴动,可“召军警入校”,竺可桢则坚决反对,“因此与余素来主张极端相反”,他还认为:“余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善良的也。”不过,竺可桢的主张毕竟是动辄得咎,为双方所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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