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始到浙大,随即实施改良之法,首先是改变国文系、历史系没有教授的状况,他聘请马一浮、邵裴子等出山;又改变“大一”分系分科过早的状况,并在打好学科基础的前提下,提倡学生跨系选修和辅修,使之触类旁通,也使各学科能够渗透。此外,他更殷殷教诲莘莘学子“求是”的学风和做人的品行, 倡导“大学最大的目标是在蕲求真理”。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1)不盲从,不附合,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2)虚怀若谷,不专横;(3)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他由衷地相信:这不仅可使学生培养理智,将来“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 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同时大学本身也才能名符其实。

竺可桢反复强调教授的重要性,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人选为转移”。他除了想方设法延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来校任教、并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致力于稳定教授群体(如战时欠薪成为家常便饭时,他总是想尽种种办法筹款,虽然有时未果,但广大教职员工却为他的诚心所动), 更主张“有容乃大”即“容纳各派人才”,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如当时北大等已由新潮的“胡适派”独领风骚,许多“文化保守主义 ”(如“学衡派”)的学者纷纷南下,并且相继从东南大学迁移到了浙江大学,有邵祖平、梅光迪、张荫麟、胡刚复等,以及与竺可桢是校友的前“东大”教师和学生的钱基博、郭斌龢(他与吴宓、梅光迪等都是哈佛大学“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弟子)、张其昀、王焕镳、陈训慈等,当然也有新派的丰子恺等。由这些学者组成的团队,显然是维护中国传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影响到了浙江大学办学方针的指向。其次,所谓大学办学第一宗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之后,伴随着政治时局的激烈动荡,中国的各所高等学校已势不可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攘夺的一个重要战场,深深地卷入进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而一向主张学术和教育独立的竺可桢则力图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早在他被授命为浙大校长之时,他就向教育部提出三条要求:财政须源源接济;校长用人有全权;学校不受政党之干涉。后来这三条基本上得到了保障,由此浙大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在那些战争和政治纷扰的急风骤雨之中,竺可桢又以他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和教育氛围,也由此吸引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和教授。但是,在一个大时代风气骤然变迁的情况下,这显然已是不合时宜的了,竺可桢遇到了“新问题”。

竺可桢办学的历史背景和资源

新中国成立在即,周恩来问起竺可桢“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这一是他的社会关系。竺可桢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后来在“洗澡”运动时,他的外甥、北大化学系蒋硕健教授(竺可桢的连襟、国民党外交家蒋作宾的儿子)给他提意见,以为竺可桢过去“对于敌友尚不能分清”,“对于蒋、邵(即其连襟的蒋作宾和邵元冲)二家只说其腐化,而并没有仇恨之意”。蒋作宾,国民党高官,还曾保释过中共的廖承志、何天华;邵元冲也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素有清名,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 在“西安事件”中死于流弹;竺可桢的另一个连襟是陈西滢,即鲁迅笔下曾极尽讽刺谩骂的那个陈源,当时陈源是职任台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此前竺可桢听说他从欧洲赴美国,迭叹“我们争取他回国,至此已绝望,他大概投奔胡适去了”。陈源究竟没有回来,多年后,他的遗孀、著名作家凌叔华于垂暮之年才回到了祖国。

浙江人士,又是名重一时的科学家,当年蒋介石也对竺可桢颇为看重,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就是蒋的“钦点”(由蒋的幕僚长陈布雷提议,蔡元培、翁文灏、郑晓沧、邵元冲等也一致赞同)。不过,当时竺可桢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书呆子,一个“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的书生,然而,大家都看重自己,竺可桢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而且“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加之当时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也极力劝他接任校长一职,夫人张侠魂(竺的妻姊张默君则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也放出话来:“如今办大学者风气不好,须有正义感者出来,才有改进之期望。”如此,竺可桢经过慎重的思考和多方的咨询,遂提出自己“出山”的几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其中只有“半年为限”被打破了。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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