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12月12日，竺可桢获知教育部转来的一个情报，内云：自从8月浙大捕人事件之后，“竺校长之态度即或形转变，甚至包容奸伪匪谍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问不闻，而对于特刑庭之传讯则加以拒绝。——无怪社会人士认浙大为共匪之租界”。同时，竺可桢也深知：“余办浙大颇为宵小所不谅解，横逆之来有自。”面对即将到来的凶险，他是不怕的，但又不是大意的。此时浙大学生的罢课风潮愈演愈烈，教室亦被学生占领，教师无法上课。这时又传来陈仪去职的消息，竺可桢忽然感到“事先毫无所知”，也与其此前在“福建及台湾两次去职时事先先通知者又不同”。有人以为陈仪的去职可能与浙大风潮不无关系，即此前浙大被捕学生吴大信“释放时浙大学生大贴标语，省府置之不问不闻，与此次之更调有关，因特务方面必扩大其辞以报告蒋也”。竺可桢吃了一惊，忽然也感到：“余以此知余地位之危险。”但他仍然去为陈仪送行，告别时，竺可桢由衷地感谢陈仪：过去“对于浙大同人给予无价米每月七斗，同人极为感激，而对于学生之越轨行为，保安司令部与特务机构均欲严办，总由渠个人加以宽容之办法，尤为难得”。同时，竺可桢又因陈仪的去职与此有关甚感不安，“因公洽（陈仪字——引注）去浙是一极大损失，因其人确有理想，且具胆量也”。而代之就任的周岩“就职伊始，其部下已大有暴雨欲来风满楼之概”，竺可桢不免感慨：从来就被人们标榜的“ 文化城”杭州，恐不久之后，“将成‘武化城’矣”。

1949年1月 25日，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的代总统后，“报载政府将释政治犯，停止特务，并各大城市解严，恢复各种停刊之报纸”，竺校长即以校方名义向国民党特种刑庭要求保释浙大被捕的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等五个学生，他还亲自到监狱探望了五人。翌日，浙大自治会的学生拟集体前往迎接被捕同学出狱，竺校长担心学生的安全，遂请苏步青等前往特种法庭，并电话通知监狱长。这样，浙大学生排队前往监狱，一路浩浩荡荡，他们在所过道路的墙上大书“还我于子三来 ”、“严惩战犯”等标语，竺可桢闻之却很担忧。不过，总算“幸告无事”，竺校长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不能不痛苦地感到：自己做校长的日子，应该有个了结了。多少年来惨淡经营一所学校，却不断与恶化的时局以及尖锐、刚性的政治周旋和博弈，他几乎崩溃了。

竺可桢作为一名曾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不甚赞同，如其所云：“关于政治党派，余均不感兴趣。”（1948年11月12日日记）更由于自己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也不无反感，并多次公开表示反对，他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以明确的态度表示了有限的支持，这是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害怕手无寸铁的学生会“吃亏”。他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并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往往浙大的学生有被捕情事，他总是极力予以营救，并且不时去狱中看望；如果他们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大量有关的文字。也是因此，大多数的浙大师生对他充满了真诚的感激，他的那一句话——“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也常常温暖着人们，让人们得以瞻仰这位大气磅礴的校长。不过，可能人们会忽视了他的另一面——真正爱护学生，并不是把学生放到火上去烤。一个优秀的教育家，一个杰出的校长，他有他清明的理性，他的长远的眼光，虽然这些可能会在一个纷扰的时代下被遮蔽、被湮没。同时，今天重新回去考量当年如火如荼的“ 学运”，应该说除了政党政潮的因素之外，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当时的教育体制、浙大的学风等等。

竺可桢执掌下的浙大，他和他的同人们是提出并且真正实践了“求是”的办学思想和方针的。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又失之于过分的严厉和整肃，这不免使许多资质和能力较弱的学生惶恐不安。如有些学科的学生在读完一年级的课之后，只有2/3的学生能够升入二年级去，另有1/3的学生不是开除就是留级；有些学生已经读到三四年级了，却仍有因某一门课重读后不及格而被开除；当时浙大的各系各年级，都有一批把关的教授，据说这些“关”真是难以通过，以致每年都有１／３的学生不及格，好多学生暑假不休息，拼命用功想补考及格，可老师出的补考题，往往比大考还要难；还据说读理科的学生，到四年级时都必须修读一门《文选报告》课（只有一个学分，可是要取得及格却真是登天一样难），选取这门课时，必须要在世界著名的杂志上选出一篇与研究专业有关的论文，然后要把它读懂、读通，乃至读到使全系的老师问不倒的地步，然后才够条件上讲台去向同班同学和老师作阅读报告，如果被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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