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撒谎或隐瞒身份而且官员往往会扣下对自身前途不利的消息（但是必须指出，如果档案有利于他们的观点时，赫、胡二君使用起来从未犹豫过！），但因此认为所有的档案都不可信就不免过于极端了；秦、蔡二人利用的大量材料，除了一些表面的细节外，总体上是可以互相印证的。问题是胡、赫二人“康熙说”的依据至多是建设性而非结论性的，他们建立在“会簿”上的论证极为牵强。我倾向同意秦宝琦的意见，即“会簿”这类文件提供了有关天地会成员意识形态和心理状况的宝贵信息，但并不能表明天地会准确的成立日期。“康熙说”这派学者发现的地方史料，比如万五达宗或南少林寺的有关材料似乎较有价值，但没有迹象显示天地会的名称和标志在康熙朝已经存在。此外，除了所谓的“秘密性”之外，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康熙说”在时间上与乾隆朝官方发现天地会有这么长的间隔。胡、赫承认他们的论证中有一些资料空白，但自信地方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将成功地填补这一空白。这种可能也许有，但是现在的迹象似乎是以“乾隆说”一派占上风。
另外，胡、赫二人对蔡和秦把天地会的特征总结为“互助”结社的批评也有些道理。“互助”是天地会或其他结拜弟兄和秘密会社的目的之一，希望得到互助和保护也可能是下层社会人士加入秘密社会的首要动机。不过寻求互助的动机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天地会要发展成套的入会仪式，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从创建伊始，天地会的活动就带有反清复明的色彩（尽管后来这种思想表达得更为强烈）。从逻辑上来说，加入秘密社会可能会被捕、流放甚至处决，这种危险同“结社互助”带来的利益相比，代价要大得多。特别是我们可以注意到，互助的好处通过秘密结社之外的方式也可能获得。当然，满清统治者对秘密社会以及所有地方性、民间性组织的压制政策可能会使不少本来可以保持“无辜”的异姓结拜组织走上“非法化”的道路。显然同样的政策导致了19世纪“天地会”各派反满情绪的普遍激化。很清楚，早期天地会创立必定包含“互助”以外的其他因素。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理解天地会仪式、意识形态的根源和表现的关键似乎在于把握民间宗教以及民间宗教和民间*意识的关系。
如果综合并重构乾隆说、康熙说两派的观点的话，就可能得出类似某些西方观点的结论。胡、赫认为他们发现了地方上大量康熙朝秘密会社活动的新材料，足以动摇秦和蔡的“乾隆说”理论。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事实上，蔡少卿、秦宝琦以及庄吉发、周育民等学者早已意识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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