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些作者在综合秘密会社和异端宗教这个问题上已经迈出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步，虽然将这些组织更加确定地置于民间结社和民间文化背景下研究的工作尚未完成。在我看来，第一个要克服的障碍就是研究者对“秘密”一词不加区别的使用。上述作者使用该词时，往往模糊了这类组织同周围社会间的联系。这个词可能在描述某些特定的天地会组织时比较合适，但讨论另一些组织时显然就不太恰当。例如罗教的宝卷常常是某些核心教徒赞助公开刊刻的，他们的庵堂——就像在大运河水手的例子中那样——在当地社会各类人士中很出名。更重要的是，“秘密”这个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神秘的”或“异端的”意味，从而模糊了这类组织在主流宗教和文化实践中的参与程度。当然许多组织面对官府，出于安全的现实考虑，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秘密”。但这种考虑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它们自身的形象，以及它们与公众社会的真实关系。民间宗教的一大目的是诱人改宗，而这一目标是很难在秘密状态中实现的。

秘密社会历史的表述

中国学者在建立民间宗教各个复杂派别产生与传播的编年史上花费的精力远比在理论分析和概念分类上的投入大得多。有的著作中，这种研究还包括类似的秘密会社的编年研究，暗示着两类编年史有一定的联系。这两条线索，或分或合，都在丰富我们对于王朝末期中国民众运动叙述史的理解。不过，现在发展较为精密的是秘密会社的叙述史。
构建从起源到新中国成立之间中国秘密社会的叙述史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目标之一。蔡少卿1987年的著作《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就为秘密社会的演变确立了一个大纲，基本上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崩溃和中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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