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宗教迷信维系内部团结的民间秘密结社。它们只是表面上与释道二教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也被称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秦，1993年，1页）。他认为“秘密宗教”的社会基础是自然经济下的个体小农经济（秦，1993年，2页）。但根本上来说，这些组织最好还是理解为秘密的或“地下”的组织。因为宗教毕竟是“人民的鸦片”，它只会让人民在统治者的上层建筑面前变得逆来顺受。“秘密教门”则不然，它们常常卷入反抗政府的暴力起义，*态度大不同于消极顺从的宗教；因此也不应该作为宗教来研究（秦，1993年，8-9页）。西方学者非常赞同秦扩大研究范围的做法，但同时可能不会同意他轻易地否定这些组织宗教内核的观点。因为这样的话，他可能很难充分了解这些组织自己写作和创造的经卷与信仰了。
在周和邵的《中国帮会史》中，宗教并不是关注焦点，也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研究类别。但是，两位作者颇有见地对“天地会的宗教伦理观点”做了敏锐的讨论（周和邵，1993年，88页）。此外，书中有一整节专门讨论某些天地会组织和“秘密教派”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19世纪初期这些组织和闽赣交界地区的青莲教的关系（周和邵，1993年，96-121页）。他们对天地会“宗教伦理观念”的讨论强调这种文化与主流文化观念的共同之处：对天地的崇拜、认可，从宋儒那里发展来的宇宙观、承认“天命”、崇尚忠义、尊敬血统（当然也包括他们虚构的血统）以及信奉诸多民间文化中相同的神圣。尽管周和邵没有进而把天地会当作一种宗教来分析，但我发现他们的方向极富前景。他们没有把这些组织说成从一开始就是与政权和主流文化相对抗的，相反，这些团体从正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出发，谴责了无法实践自身道德标准的现存机构和制度。
在寻找有助于把秘密社会和民间宗教整合起来研究的概念工具时，邵雍的专著《中国会道门》具有潜在价值，他使用了“会道门”（据邵说是1949年革命后创造的一个概念）这样一个有宗教意味的概念（邵，1997年，1页）。他解释说“会道门”是一个比“会门”和“道门”更大的分类。“道门”最初大致与“异端宗教”的概念类似。而“会门”最初是一些武术团体，偏重“吞符念经，练功习武，据地自保。”但邵似乎认为罗教是所有会道门的先驱。会道门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三教合一”的思想基础、“三期末劫”或“无生老母”信仰；以封建家长制组织信徒和承袭教权、封建迷信和练功习武相混杂的日常生活（邵，1997年，1-3页）。他的结论是：“凡是具备上述特征或上述大多数特征的组织就是会道门组织”。会道门不完全等同于秘密宗教、民间宗教或民间秘密宗教，但二者有不少重合部分（邵，1997年，3页）。构建既精确又能符合历史——社会内容的分类法是极为困难的，但仅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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