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类似，他们的研究也是建立在档案材料基础之上的，而且在丰富秘密社会历史内容方面卓有成效）；（二）对清代到1949年间秘密社会史更为详尽的叙述；（三）创建一套必要的理论概念工具，以便学者们可以共同讨论秘密社会和民间宗教，实现重构更为广泛深入的叙事史。直到不久前，我印象中的中国学者仍在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上投入过多的精力，但是近来的学术发展改变了我的某些看法；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现在的局面终将改变，这都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天地会和其他类似组织的“根本特征”。
民间宗教史
结束对天地会源流的讨论时，我说过要想解决中国学者在那场辩论中的分歧，就必须把民间宗教的因素考虑在内。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个主要前沿就是民间宗教史这一领域。研究秘密社会史的中国学者很快就把这些材料囊括到最新的研究著作中，尽管这些著作在理论和叙述层面上还有个别问题尚待解决。
本领域最有份量的成果，马西沙和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1992年）没把秘密社会并入民间宗教的领域，它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某种相对新的、应该欢迎的学术分支。但本文的评论还是应当包括它，因为同秘密社会史一样，民间宗教史的文献基础之一也是清代的官方档案。现在越来越可以看清楚，秘密会社异端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便是变幻莫测的民间宗教世界。
其他相关著作包括：马西沙的《清代八卦教》（1989年）；蔡少卿的《中国秘密社会》（1990年），同他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相比，本书包括更多的民间宗教和教派宗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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