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他们把天地会的起源归因于人口压力和经济商品化，这使得一部分年轻人被迫从农村迁移，流落到主流社会之外因而组织了秘密社会。政府的镇压强化了它们的非法化倾向，并使得他们从“互助性会社”转化为表达大众反满情绪的重要工具。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秘密社会领导的反抗浪潮就是联系松散的天地会组织反抗当局统治的集中表现。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压迫，天地会也参加了反殖民侵略斗争。例如天地会暗中鼓动了反洋教斗争以及中国的租界城市里出现了青帮（和其他秘密会社）。
然而，秘密社会在代表民众斗争时并不坚定。他们缺乏意识形态的指导，又惯于从事犯罪和土匪活动，很容易被反动集团收买利用。有时，不待统治阶级收买，他们自己就从事一些反动活动。总的来说，鸦片战争之后秘密社会在中国社会上势力不断增长，他们总的*趋向并不是和进步力量保持同步发展的。
对西方学者而言，这类叙述史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大多数学者希望能把秘密社会史和中国革命史分开来写；二者之间可以有一定的交叉，但无论如何大体上应保持独立。回顾近来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著作之时，给西方学者印象最深的是许多有献身精神的专业化学者整理出了数量弘富的史料。他们成年累月在尘封的档案中翻检，爬梳出大量的历史纪录。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在蔡少卿1987年著作的序言中谈到，蔡在揭示整个秘密社会历史中仅仅迈出了最初的几步，他的研究大体上集中在天地会、哥老会，而没包括其他重要组织。在最近的研究中，历史学家在补充由蔡设计的叙述史纲要中做出很大贡献。周育民和邵雍的《中国帮会史》提供给我们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的大量细节。庄吉发的《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1994年）分析了此间所有作者的观点，论证了秘密社会最好是理解为人口压力引起的人口流动特别是人口迁移的结果。秦宝琦的《洪门真史》（1995年）是对天地会及其分支从18世纪到辛亥革命这段历史最为详细科学的研究。它们都是建立在认真的档案研究基础上的作品，但最后却形成了几种相互争论的叙述史。互有争论的著作使我们能够彼此对照，并从中得到某种综合结论，这无疑会丰富我们对近当代中国历史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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