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工商方面，朝廷的意旨是“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但实行中官与商争利的现象仍比比皆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湖广总督张之洞遵旨将经费困难的汉阳铁厂招商承办。然而第二年，却又以“用款无定”，官与商之间“成见难融”为由将原官商合办的湖北纺纱局改归官办[12]（卷101,p2）。光绪二十三年(1897)，黑龙江将军恩泽拟订阿林别拉沟煤矿章程，确定的原则是“务期利兴弊除，官商两益”，所以仍应官督商办[13](p265)。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奏准开办萍乡煤矿，并“请援照开平，禁止商人别立公司及多开小窿，抬价收买”[13](p267)。直隶永平金矿原系集股商办，北洋大臣荣禄到任后认为“该矿获利优饶”，即命改为官办[14](p555)。在奉天，通化、怀仁两县金矿招商承办后，将军依克唐阿立即上折准备等“经费充足，逐渐扩充”后，“将各处商厂一律收归官办，所得未可限量”[14](p557)。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朝廷令各省于省会设立商务局，但除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江苏苏州、镇江、通海设立商务局，巡抚胡聘之奏设山西商务局外，余各省均未照办。 

在兴学方面，甲午时期朝廷的兴学主张，最初是以“各省添设学堂”，即以推广新式学堂为宗旨。但普设学堂，所费必多，所以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刑部侍郎李瑞棻奏请“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同时又提出变通之法：“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即将书院改制为学堂[15](p143)。同年九月，礼部提出整顿各省书院的三项办法：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15](p71)。这样，这一时期各省的兴学事业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设立学堂，如两江总督张之洞创设的江南储才学堂（1895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奏明开设的中西学堂（1896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设的二等学堂（1897年）、经直隶布政使按察使提出，总督王文韶批复奏请设立的畿辅学堂（1897年）、江西巡抚德寿请设的务实学堂（1897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奏请设立的陕西中学堂（1898年）。二是书院改制，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广总督张之洞将两湖、经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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