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应势而变的目的是延续统治。人们常用其宗旨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1]然“琴瑟改弦”会改变基调,“假演”的同时也有“真做”的一面。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这样,现代化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彷徨了40年,终于登上前台成为主角。本文拟就这一课题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探讨。
一
清末新政加剧了正在发展的城市化趋势,新型资本主义工商型城市急遽递增,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源与加速场。
中国古代城市出现虽晚于古巴比伦,但其发达程度却是无与伦比的,与西方城市特质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主要是作为*军事中心而存在的。据施坚雅统计,19世纪90年代中国关内18个省的39000个城镇有1546个是地方政府所在地。[2]城市职能为*控制与赋税征收,结构格局体现了等级制度的帝都型模式,如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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