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入城决非清末才有，传统乡绅入城经商历代不衰，但封建时代的乡绅入城并未割断其与农村的各种联系，他们一只脚探入城市，另一只脚仍稳稳地站在农村，即使在因社会动乱产生的乡绅入城的高潮中，也不因潮起潮落而失去重心。如1862年太平军李秀成部攻至上海周围，公共租界人口从2万余人增至1865年的9万余人，与法租界合计净增11万人。70年代太平军失败后两租界又骤减至5万余人。[18]这些突然涌来又突然消失的人口中不乏缙绅及其附属人口，战乱平息后，迁返乡村重建秩序。这两种情况与清末乡绅城市化的概念与内涵有本质的区别：传统乡绅入城经商，仅将其资产的一部分投入商业手工业中，职业兴趣导致他们将商业利润返购田产或捐纳得官，获利与风险的巨大势差使之牢牢固守有着稳定收益的乡村土地。而清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与清廷“奖励工商”的优惠政策，使入城办实业成为有暴利可图的重要门径，科举制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建立，后顾之忧已成现实。这样，绅士在城市化浪潮中两只脚都站到了城市。清末广东咨议局的议员居住乡间的仅占17%，绝大多数住于城中，仅住广州的即达30%。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广西，居住城中的议员也达到33%。[19] 

大批绅士入城固然造成乡村自治的衰败与一体化结构中上下层的断裂，却使他们以城市为新的基地，将原先分散的势力集聚起来，共同的利益使他们在新的基点上形成了新的*认同与成就取向。1908年清廷为准备立宪而在各省主要城市设立的咨议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央资政院，又为他们直接介入*层面及其能量的释放创造了条件。而咨议局议员的品格、学历、财产、功名及办理公益事务的资格规定，“非我莫属”为之大开方便之门。从各省咨议局第一届选举结果来看，“绅士占大多数”。[20]张朋园对全国21省1643名议员身份作了调查，发现有功名者达1288人，占78.4%，其中进士占4.35%，举人占21.27%，贡生28.73%，生员34.78%。当时全国绅士总数为145万人，与有资格选举的169万人大致相等。[21]大批有新式经济实力支撑又有地方行政能力的绅士被集中在一个新的高层次组织中合法议政，即使这一组织“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立法机关”，“似乎仅是绅士表达意见的机构”，[22]也足以使这些有着强烈参政意识的绅士为自己的（或扩大的）利益而干预朝政，取得*上的发言权。在以后的*实践中，他们又以*上立宪、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代表和领导了地方自治势力在*共同体内与集权的中央皇权分庭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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