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传统士绅为144万人，而1912年新式学生为其两倍以上，这表明了知识分子结构的变化和重心的转移，也意味着一代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批判绅权的过程中逐渐取代传统绅士走上历史舞台。新政时吴禄贞、曹汝霖、唐绍仪、颜惠庆等一批归来未久的留学生被遽升高官，曾一度受到朝野官绅的嫉恨与攻击，[32]这固然与新式学生初入宦海人少力薄有关，折射出新政后的*机制吸纳新型人才的有限度，但也表现为一种新式学生已闯入传统*核心圈的信号。随新型社会中心体的建立，新式学生广泛进入政界并成为主角，在有传可考的328名清末革命党人中几乎多为新学堂毕业生，仅留日出身者有285人。[33]首届南京临时政府内阁18名总、次长中，除3人外其余15人均为留学生。[34]民初国会499名议员中，传统功名出身者仅占18.84%，新式教育出身者占81.16%（其中留学生占51.7%）。国民、进步两大政党200名重要党员中，新式教育出身的分别占83.15%和77.65%。[35]北洋时期32届内阁中的31名国务总理（一人重复）中有18人为新式教育出身，占58.05%，109名阁员中为71人，占65.13%。[36]1929年国民党63万党员中，大专院校毕业者占1/10以上。[37]1927—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109名行政院正、副院长中新式教育出身者占107人。1942年219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则占86.28%。[38] 

民初政局因一大批受过新式教育和留学教育人员的加入而曾经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现代*发展趋向，民主共和为社会普遍认同，系统学习西方*制度，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四订宪法，两开国会，多达几百个党派，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物遍及全国，深入人心，“从外观上看，……即使美国革命之后也没有这种迹象。”[39]胡适认为这一黄金时期的出现与参与操作的新式*家们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有关，譬如民初国会的议员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这自然是相对科举制培养出来的旧式官僚而言的。 

清末民初文人投笔从戎的现象更值得注意。从清末开始的新式知识分子与武力相结合的潮流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辛亥时期各省都督多为留日学生，民国时期的军界上层人物也多为留日学生，以致于日本著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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