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松本龟郎次在1927年感叹地说：“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有三分之二曾经留学我国。”[40]这表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科举入仕的传统渠道已不复存在，新*中心体控制在军阀手中，难以完成改造社会的抱负，唯一的办法是以武力平定天下后再去实现所学的*理想，这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不同，反映的是现代社会中文人“入世”、“救世”的多元选择。这种行为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投身辛亥革命，又在五四运动中受到*和思想启蒙，积极参加*主义运动，抱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要旨，一改过去文弱书生不从军的传统，成为近现代一种重要的*改革和参与方式。[41]二是知识分子与武力相结合的负面效应是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与连年内战，以至于舒新城激愤地指责道：“军阀如此横行，留日学生应负重大责任。”[42]其实，仅仅归罪于留学生是不公的，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动，造成了许多真空，为新式知识分子运用武力纵横捭阖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与主体力量——新式知识分子的大批产生则不能不上溯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
第二，新政后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日后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
我们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的学历背景与知识结构为例分析。人们评价废科举、办新学意义时，往往忽略了教育本身的时段性特征与间隔性后果。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正好是在1905年废科举以后10年出现的，而10年恰好是办新式教育培养一代新知识分子所必需的时间。1915年全国新式学校教职员与学生已达495.94万人，新旧绅士只剩70—80万人。[43]这样，一方面实际掌权的绅权日趋没落，难以实现社会整合，社会处于失序散乱状态，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新式知识分子迫切要求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这道现代化的最后屏障，在西方多元思想的冲击下，出现了“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
如果我们分析这代人的年龄与学历背景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批1880年前后出身的人的知识结构与世界观形成期间多经历过废科举的影响与受过新学的启蒙。我们试以部分五四新文化领袖年龄、学历、身份作分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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