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均以皇城为核心层层扩散依等级而逐次递减。城市经济则依赖乡村供养维持，城市人口以消费人口为主，商人工匠少且居末等地位。唐宋起城市商业繁荣，但作为王权支持依附系统的城市性质未变，“很难成为引导社会发生变革的中心”。[3]与欧洲城市作为一种*经济相对独立的自治体，市民藉此向封建王权发动进攻，终成现代化的发源地不同，为数甚多的中国城市却“孕育不出与封建社会相对抗的市民阶层、市民运动，发动不了与封建自然经济相对抗的工业革命，也无法启动近代化的闸门”。[4]
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批资本主义工商城市相继出现，成为接触外部世界与孕育现代化的前沿地带。买办、资本家、工人等新的职业群体的出现与壮大，改变了传统的“四民”结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代化的动力也主要在城市中产生，然城市化的速率无疑与传统的一体化结构解体的程度成正比，天津从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人口仅为40万，[5]上海人口从1852年至1881年的30年间，始终徘徊在50—60万人之间。[6]
清末新政的改革促进了城市化的潮流，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地方民间自由度日增，城市因其*、经济、文化、教育功能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强大的吸纳能力，无论经商、求学、谋利、求生甚至享乐的人们都要去城市，于是，各种资金、多元文化与大量的异质人口通过不同渠道涌入城市，使得新型城市日益发展起来。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是城市人口增长率，清末新政于此起了促进作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二十世纪最初几年，是中国主要城市迅速发展成长的时期，城市人口（主要是通商口岸）以3.5%—9.8%的年增长率增长，它大大超过了0.4—0.5的人口每年增长率”。[7]上海人口从1882年的60万人速增至1910年的129万人，仅30年即翻了一番，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8]天津人口从1900年的40万增至1910年的60万，增加了50%。[9]即使是一些二流城市人口也猛增，宁波1855年仅21.4万人，到1912年已有65万人，年递增率为3.56%。杭州1884年仅25.3万人，1911年增至68万余人，年递增率为6.22%。[10]重庆1850年为9.8万人，至1910年达25万人。[11]可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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