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相互协调的官绅合作局面再也不复存在，有着强大的合法性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与*资源的士绅阶层向清廷的权威发出了直接的挑战。[23]从咨议局成立到清廷覆亡的短短数年间，中国大地上风云激变，原已十分突出的中央地方、官方与民间的矛盾由于绅士的加入而愈益激化。在晋、皖、鲁、川、滇等省的收回路矿运动和收回苏杭甬路权斗争中，绅士主持的保晋公司、安徽路矿公会、山东保矿会、江浙铁路公司以及日后的各省咨议局都起了主要的领导作用。1910年关于粤汉路是借外款还是地方商办的斗争中，咨议局更是站到了前台，湖北咨议局连续召开全省绅商军学各界大会，派出代表面见大总统徐世昌，一连几天，踞坐徐门，哀号痛哭，“不饮不食，不遂其志不止”。[24]1910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被镇压，士绅多已绝望，连张謇都认为“全国为之解体”。[25]一些激进者则随之转向革命。徐佛苏回忆道：“各省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国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说清廷*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26]在京的各省咨议局首脑人物如汤化龙、谭延闿、孙洪伊、蒲殿俊等也各怀异志，始组全国性政党，以谋更大的发言权与*利益。
这一切，表明了新政后数年，一体化结构已从分解迅速走向崩溃，从中分离出来的既代表传统的地主经济又代表新式资本主义经济实力最强的士绅阶层，在是否搞现代化与搞怎样的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上，与清廷发生了从*疏离、对立到严重冲突。*天平发生了严重倾斜，结构内部的大冲突使清廷进退维谷：既无法回归传统，又无力使对方就范，*权威合法性受到来自内外的冲击而降至零点。士绅阶层的行动与革命党人的实践互为表里，在动摇清廷统治促进社会进步这一点上有同工异曲之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屡起屡伏延续多年而未竟其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一体化结构尚未撼动，革命党人的行动未能得到代表强大的地方势力——士绅阶层的认同与支持。及至20世纪初年，脱颖而出的绅权与皇权的冲突已使清廷失去了原先极为重要的统治基础，矛盾难以调解，一体化结构已支离破碎再也无法修补了。1911年源于铁路风潮的辛亥革命的爆发，遂成为士绅们“发难”的突破口，最早独立的12个省中有10个省的咨议局都担当了发动与组织的角色。[27]革命党人的点火播种作用在士绅领导和推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终成燎原之火，双方联合起来摧毁了皇权统治，其中绅权担起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