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城市化潮流的迅猛发展，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平衡。第一，城市的兴起是以乡村衰落为代价的。乡村大批人口、劳力、资金涌向城市，自然经济愈趋解体，而绅士城市化，使得原本由他们管理的县以下乡村自治与宗族事务因鞭长莫及而日渐松驰，农村宗族群龙无首，走上了漫长的自然解体之路。据黄宗智研究，民初至20—30年代，内地如华北农村“极少是地缘界缘与血缘界线一致的宗族共同体”[12]。农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绅士地主入城缓解了自耕农急遽佃农化的趋势，新型的经营地主与富农经济随之出现，1880年地主经济标准形态中商品粮只占总产量的10%，20世纪初则达20%左右。[13]绅士入城也是个资金资本化的过程，汪熙统计了清末10大行业中300名创办者的出身，发现1913年前的创办者半数以上为官绅，只有一体化结构解体后新式商人才占主体。[14]第二，新兴通商口岸城市甚至新型交通城市的出现造成了传统郡县城市的衰落。明末湘潭即有“小南京”之称，19世纪70年代人口已达100万，此时却因新兴的长沙、汉口的崛起而迅速式微，1916年人口竟降到了5万人，而原先人口远不如湘潭的长沙则成为全省首屈一指的大城市。[15]施坚雅认为不具备传统城市功能的现代通商城市的兴起，必然带来传统城市网络的破坏，从而形成新的中国城乡结构与关系的基本格局，形成城市化区域与程度上的新的不平衡。这主要是东南沿江沿海与内地区域上的差别，如辛亥时期江浙地区城市化程度高达13%，比之全国的6%竟超出一倍以上。[16]
新兴城市出现后以其独特的功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传统城市历来是*中心，新兴商贸城市却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的多元荟萃之地，清末地方自治与城市的商业化程度的加深，新兴阶级的发展，往往使之成为反对中央政府的基地。从20世纪开始，上海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与工业基地，金融和商业中心、文化中心，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社会对抗与社会矛盾也凸现得最为激烈，无论是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地方自治、立宪运动、革命党起义、辛亥光复、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六三运动以及中国*党的诞生，上海都有其独特的地位。这些新兴城市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基地与动力源，在考察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时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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