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并不断地将其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加剧了社会结构与*结构的分化与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一代具有新价值观与新的成就取向的新知识分子的出现，新政后的社会整合机制又远不足以像过去对付士绅阶层那样去吸附与制衡这批源源不断产生的对现实与未来起极大影响的新型人才。这实在是个极大的悖论，也是个无可奈何的失误。事实上，正是这批新政后产生的新型人才，成为以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与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与社会基础，也正主要是他们直接成为旧社会的裹尸者与掘墓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集权制下的改革运动，几乎成了不断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社会动员过程，这股社会新生力量，与绅权构成前后相连的锁链环，但其意义却是那些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人数日趋减少的绅士们所无法比拟的。及至1909年，全国新式学校总数达52348所（不包括教会、军事学校），学生人数达1638884人，如果加上教会学校学生与军事院校学生，总数约在170—180万人左右。到辛亥时期，国内学生数约为300万人，为1905年的12倍。[29]同时，清廷重视留学生，选派官派生，鼓励自费留学，回国后赏名列班，遂使早已发生的留学运动达到高潮。甲午前后留日学生仅数十人，1905年猛增至8千人，至1911年总人数在2万人以上，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30]加上留欧美的数千名学生，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新式学生毕业后，除从政经商外相当部分充当师资从事教育工作，遂使一代代新式学生以几何级数不断增加。教育基地重心逐渐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整个中国的教育结构与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清廷为培养新型人才所作的改革，不久就得到了与其期望相反的回报。这批新式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具有着与旧式士子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人生理想与行为取向，他们已逸出了热衷于个人功名利禄的狭小樊篱而执着地追求一种参与改造社会的救世理想与社会实践，他们身上少了许多逃避现实的“出世”意识，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入世”冲动。这一群体的出现，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期望：“盖学生者，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接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于是，人们将“绝望”中的“一线希望”寄托于“学生社会”身上。[31]其实，这种期望并非没有道理的，新型知识分子崛起后，很快承担起社会与时代赋予的使命，成为改造社会、推进中国前进的生力军。
第一，从清末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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