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修定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于新政推行都不遗余力，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就是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联衔奏请的。这些亲贵大臣倡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统治，但由于他们在倡行新政的过程中，与资本主义或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新式企业、学堂、新军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有的就是新式企业和学堂、新军的主持者，因此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浅不一的烙印，使他们成为带有资产阶级化倾向的封建官僚。当然我们不能过高估价这些亲贵大臣的资产阶级化，实际上直到清朝灭亡时，他们的资产阶级化倾向还是比较微弱的。
第二，他们大多对“西学”颇有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西学”就凭着“船坚炮利”来到了中国，从洋枪洋炮到科学技术，从生产方式到*制度，缓慢但不可遏制地传播开来，到20世纪初已渗透到中国的各个领域。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所处的地位和经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与“洋人”、“洋书”、“洋货”打过交道，不少人还到过欧美、日本，于资本主义制度有目睹耳闻。因此与那些主张“以忠信为干橹，以礼义为甲胄”，仍然依恋着“天朝上国”威风的顽固派官僚不同，他们对清王朝“内忧外患”的窘境较为敏感，于“西学”颇有了解，有的还是“西学”的传播和介绍者。如沈家本自1904年起先后主持翻译了法、俄、德、荷、意、日、比、美、瑞士、芬兰等国法典和法学著作共33种，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法制思想的先驱者。端方根据自己在外洋考察的所见所闻和搜集的有关资料，编辑成《欧美*要义》和《列国政要》两书，详尽地介绍了欧美各国的*制度。正是从对“西学”的了解和介绍中，他们提出了不能“墨守旧章”、“宜随世运而转移”、“甄采”“西学”的主张(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下册，第350页。)。但必须指出的是，直到1904年日俄战争以前，这些亲贵大臣对“西学”的认识尚未突破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尔后由于日俄战争中的日胜俄败，才使他们认识到日本能战胜俄国，“非小国能战胜大国，实立宪能胜专制也”(《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