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他们大多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联系密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在清末新政中由于清政府奖励民间资本而形成壮大起来的，因此他们与新政的积极倡行者、后来的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本能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希望借助这些亲贵大臣的影响，推动清政府实行于己有利的*经济政策，而这些亲贵大臣也想利用他们的力量，增强自己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袁世凯、端方、岑春煊与江浙张謇、郑孝胥集团关系甚密，而亲贵中的善耆、载泽则与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保持着往来。可以说这些亲贵大臣倡行立宪，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推动。早在1904年5月，张謇就写信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劝他以立宪奏闻朝廷，还代拟了一篇《拟请立宪奏稿》。不久，他又写信给自己原来的学生、直隶总督袁世凯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容庵弟子记》卷3，第18页。)，并“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小室信夫”(张一□《心太平室集》卷8)。待五大臣出洋考察*，张謇活动更为积极，又是写信，又是会晤，仅在端方、戴鸿慈回国途径上海时，他就与之会晤了七、八次，“竭力劝其速奏立宪，不可再推宕”(《南通张季直先生传》第　141页。)。并代他们起草致各省督抚请求支持立宪的电稿。梁启超也多次从海外派人或写信给端方、善耆，鼓励他们奏请立宪，后来五大臣回国时的立宪奏稿，许多还是他捉刀代庖的。当然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对资产阶级立宪派也极力联络。袁世凯在给张謇的回信中恭维他说：“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伦领袖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不多让。”他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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