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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模与清末新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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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8: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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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09页。），最终结果却是任陕甘总督多年，因病向朝廷辞差未允的陶模，顶替了半月前刚被任命即卸职而进入军机处的鹿传霖（注：1900年9月12日鹿传霖以江苏巡抚授两广总督，13日鹿以“海疆紧要，力难胜任，恳另简贤员”为由力辞。25日，清廷宣布鹿入军机，26日即调陶模为两广总督。（见《清德宗实录》卷469，中华书局，1987年）），成为继李鸿章之后实际到任的两广总督。陶模宦海一生，主要任职于西北，与原职相较，两广总督本系肥缺，可是当时广东匪患猖獗，革命党的武装起义和保皇会的勤王运动又高潮刚过，两广成了难治的马蜂窝，官场皆视接手两广为畏途，因此陶模对这次调补并不满意，声称“旧疾未痊，请收回恩命，拟北上面奏下情”。清廷则毫不让步，再颁谕旨：“两广地方紧要，毋庸固辞。着俟驻跸西安后，听候召见。”（注：《清德宗实录》卷471。）
陶模陛见并未能使清廷收回成命，在不得不走马上任的途中，他取道武汉，专程拜见了他的乡举座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逗留长达半月之久，直至广东巡抚德寿“以粤省防务紧要，敦请迅速前往履新”，才由张之洞“饬拨某兵船送之”。（注：《粤督过鄂》、《粤督行程》，《申报》1900年12月20日、1901年1月3日。）在鄂期间，陶模与张之洞分析了枢廷的动态，并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777页；《致鹿滋轩》，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34页。），为此后在一些新政事务上的沟通合作奠定了基础。
陶模抵达广东时，新政已经开始。此时全国的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甫经戊戌失败及庚子之乱，趋新不行，守旧亦不利，地方督抚对于朝廷是否诚心提倡新政心存疑虑，徘徊观望，私下互通信息，揣度和窥测朝廷的真实动向；二是社会舆论及趋新人士对新政的关注和期待甚为殷切。表面的沉寂之下，冷热反差相当强烈。
大乱之后，新政复行，社会革新力量对于变法再度有所期待。1901年1月5日，保皇会主办的《知新报》第132册发表了《论疆臣宜及时请行新政》的评论，将戊戌以来世人的心态变化展示得一览无遗：“自戊戌之变，海内士大夫钳口结舌，不敢谈新政于上者，两年有余。”不谈新政之因，一为“当政变之始，复八股、停特科、禁上书、冗官裁者复之，部例删者仍之，事事如旧制”；二为“训政令下，顽固盈廷，乘大变之后严排异己”；三为“党祸既兴，归咎学术，弹射所及，至于陈人”；四为“八股既复，当事欲以此术压制英才”，“是新政之说，又不合于当时事机者。”“有此四不能行，当日士大夫之所以不复进言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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