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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模与清末新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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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8: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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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54-460页；清廷谕旨见《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289页。）时隔仅一年，前车覆辙尚在，地方大员迟疑忧惧，亦在情理之中。变法诏令颁布近40日，久历宦海的刘坤一对荣禄、王文韶袒露心迹时，仍不无担忧，称“变法事体重大，不妨审慎迟回”，恳求枢臣“可否稍宽期限，俾得集思广益”，并请在两宫垂询时为其开脱。（注：《复荣中堂、王中堂》，1901年3月7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2281-2282页。）
当多数官员尚在犹豫观望之时，刚刚履新的两广总督陶模于1901年2月正式呈递了关于新政的第一份奏议《奏请变通科举折》（注：陶模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901年2月9日。（见其《到粤任事日期折》，收入《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第1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之44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变革科举始终是陶模变法主张的重心，1898年6月8日，他曾与甘肃学政夏启瑜联衔上《请变通武科折》，提出仿西法改革武科，特别要求：“无论新章能否通行，旧例武科应一律停止，以归画一。”（注：《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9，第22-25页。）病重辞差前，他与广东巡抚德寿联衔的最后一份奏章，仍然敦请朝廷关注科举妨碍兴学，主张采取果断措施改变现状。陶模的执著，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趋新人士的赞扬。
以科举改革作为变法的当务之急，本来是维新派的主张，其基本思路为：欲行新法，首在变政；欲变新政，首在育才；欲植人才，首在兴学；欲兴学校，必须先变科举。新政复行，这一观念已成为不少疆臣的共识。直隶布政使周馥、四川总督奎俊等人均认为推行新政“大要首在学校、科举”（注：《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上海盛大臣》，1901年1月14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0页。）。但地方大员最早向朝廷建言，并专折奏请实行者则是陶模和德寿。二人联衔呈递的《奏请变通科举折》，断言“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取人之方，不外学校科举”，并列举古今中外人材选拔的利弊，提出了两个方案，首先是恢复三代之制，以学校取代科举。办法是于各地广设学校，“自小学以上凡涉洋务者，许参用各国之人，在学有成，小学、大学均各授本学执照一纸。嗣后无论旗汉，无论由何项进身，非有学堂执照者不得授以实官，则所取皆实学，所学皆实用。学校既兴，人才自出，吏治民生，军政财政，渐可得人。其商学、农学、工学、化学、医学，亦皆听民间自立。仍于京师国学附列专科，学成各就所学用之”。若“不得已而思其次”，则请自当年乡试、次年会试暂以时务策论取士，“仍俟学校齐备，课有成才，即将科举停止”。（注：舒新城编《近代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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