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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模与清末新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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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8: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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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特有所不敢，亦恐有所不必。而其闭距深者，其顽强愈甚，其顽强甚者，其决裂愈速。故未及三年，而遂酿大祸，亦有由矣。说者谓有甲午之役，而后中国新政始有萌芽；有庚子之变，而后中国新政乃再翻复。然则内外臣工，其所以迟疑审慎于往时者，正以备剀切指陈于此日”。为了鼓动疆臣的情绪，该文在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变化消长后强调：“方今朝权之悍锢，不如从前，而疆臣之力量，远过畴曩，各督抚纵不能西北进兵以清君侧，而一任连（联）军之深入，长等坐观，又不能东南承制，藉伸国权，而一就他人之指挥，竟忘大辱。必不得已，再思其次，亦宜及此日连奏朝廷，力请变法，以定国是，务使举国朝野，议论一变，不至指维新为乱法，目学堂为汉奸。幸而事机尚顺，和议可成，翻然改计，徐图内转，则一切尚可有为……窃愿东南督抚，起而和之，将来中国治乱存亡，系此一举。机不可失，责无旁贷，惟当事实亟图之。”
其实，在清廷正式下诏求言之前，风闻其事的地方督抚与枢臣之间早已频电往还，斟酌对策。尽管在力促变法以救危局的总体目标上基本达成共识，但在选择改革的项目和程序时，仍不能不以最高当局的意志为准绳。张之洞曾设法通过任军机大臣的姻亲鹿传霖了解朝廷意图，并转达督抚们的顾虑：“闻有小枢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一件，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堪骇异……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复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注：《致西安鹿尚书》，《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06-8507页。略园，荣禄。）为了取得人多势众以耸动天听的效果，避免罹祸，张之洞、刘坤一与陶模、袁世凯等商议，串联各省督抚，联衔进呈复议变法的奏章（注：《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广州陶制台等）》、《刘制台来电》、《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德抚台等》，《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33、8535、8540页。）。其后，袁世凯辗转探知当道的倾向性意见为“请仍各举所知，勿联衔上”（注：《袁抚台来电并致刘制台》、《致江宁刘制台》、《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53-8554页。），这一策划被迫放弃，改由各省督抚分别具奏。
对于朝廷而言，单独具奏可以避免大臣结党要挟，分别了解疆吏朝臣对时局的看法及其革弊兴利的见识，获得更多的方案以供选择；而对群臣来说，则是对自己胆识与才具的挑战。清代因建言而触怒君威者史不绝书，轻者丢官革职，重者有生死之虞。戊戌后，湖北巡抚曾＠①呈递《酌量变通成例疏》，被顽固守旧者以“大臣擅请变法”和“疆臣莠言乱政”为口实，肆意攻击。1899年1月17日，清廷竟以“原奏语多纰缪，于朝廷整顿庶务力图自强之本意大相刺谬。是为乱法，不得以变法藉口”为由，将其革职，永不叙用，“以为莠言乱政者戒。”（注：曾＠①原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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