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敬就宋明以来儒学的发展历程而论，客观地指出：“宋人之说，至明而变，至本朝康熙间而复。其变也多岐，其复也多仍。多岐之说，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诸儒是也；多仍之说，足以束缚天下之耳目，平湖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于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近日以来多憗置之。憗置之者，非也；揭竿于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詈、前后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谓濂洛关闽者，其是邪？其揆之圣人，犹有非是者邪？其变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邪？知其是非矣，何以行其是、去其非邪？”[5]他认为姚江之学虽则“变也多岐”、不无空疏弊陋，但亦远非一般惟知株守程朱、以卫道士自居的迂腐之辈所能轻易批驳者：“若夫守陈腐之言，循迂僻之行，耳不闻先儒千百年之统绪，目不见士大夫四海之渊源，而曰‘吾主朱子’、‘吾主敬斋’、‘吾主敬轩’，欲与为先生（指王阳明）之说者力抗，至则靡耳，况朱子、敬斋、敬轩揆之圣贤又有其过不及哉！”可见其并不盲目尊崇作为清代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对其权威性表示怀疑。

他进一步又论道：“朱子之学，其矩矱绳尺与圣人之教皆一辙焉，惟兢兢然孑孑然自拔于禅，宁言之实而不敢高，宁言之纡而不敢径，宁言之执而不敢通，遂有与圣人不相似者。敬尝谓：‘朱子本出于禅而非禅，力求乎圣而未尽乎圣’，盖此故也。”[6]自清初康熙帝专崇程朱、力倡理学，一时朝野民间唯理学是尚，程朱理学遂成为清廷确立的官方意识形态，尤其朱子更得以配享孔庙、序为第十一哲，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而恽敬能置身其外，以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对朱子之学进行辩证客观地评判，实属难能可贵。当理学骤然复兴、大行天下之际，学术界普遍流行抨击姚江之学的风气，恽氏亦能平心静气，持客观公允的态度辨析之。

他首先论及黄宗羲所著之《明儒学案》，谓黄氏“表彰前修，开引后学，为功甚巨。然先生之学出于刘蕺山先生，蕺山先生之学大旨悉宗姚江，是以先生于河东、三原均有微辞，而姚江之说则必迁就之以成其是，一迁就不得则再迁就、三迁就之，此则先生门户之见也”。这里恽氏不仅准确地指出了黄氏在立场上的偏颇，并且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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