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分条下签，求其公是”，对梨洲之说详加辨正：“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此河东、三原之学所自出，同于朱子者也。然不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乎？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不虑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姚江之学所自出，同于陆子者也。然不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乎？子思子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又曰‘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其先后之序，并行交致之功，庶几其备焉矣乎！夫游说之士，计利而不计害，言得而不言失，后之人尚引大道以责之；若言圣人之道者，据其始而攻其终，操其末而伐其本，则所明者不及所晦之多，所守者不及所攻之当，何以验之心身而施之国家天下哉？”最后他声称：“若攻伐之说，敬不敢附，惟诸君子谅焉”，[7]明确表示了自己反对门户之见、而不阿附梨洲之说的坚定立场。
对于作为姚江之学标帜的“致良知”之说，恽氏则提出质疑而力辩其非：“夫言‘致’则不得为‘良’，言‘良’则不得为‘致’，‘致良知’之义岂可立哉？孟子‘兼良能’，言之爱敬即能也。阳明先生去‘良能’，言之‘良知’之义亦不可立矣，于是一变而为‘良知’即‘未发之中’，未发岂有知耶？再变而为‘良知’即‘天理’，天理岂有知耶？及无端自言之则曰‘人心灵明’而已，是良知不能该良能矣；不能该良能，必不能该性与情也。又无端自言之则曰‘是非之心’而已，是良知不能该恻隐、羞恶、辞让矣；不能该恻隐、羞恶、辞让，必不能该性与情也。其后及门，更多支骈，互相矛盾，皆由于此。”
虽说从根本上并不赞同所谓“致良知”之说，恽敬对王阳明本人却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本朝陆清献公深斥阳明先生为禅，而欲废其从祀。夫阳明先生之学，是非可得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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