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便私挟妄之说也，虽然，有中道焉。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指出“圣人所以治天下之道”即在于“因时适变，为法不同”[18]，这构成了其社会变革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关系变革必要性的最关键之点在于是否“合乎人情之所宜”，指出：“圣人治天下，非操削而为局也，求其罫之方而已，必将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19]并且反复强调“中制者，圣人之法也；其不满乎中制，与越乎中制之外者，于人情苟不至甚不便，圣人必不违之，此三代之道也”，“越乎中制，与不满乎中制者，非人情所甚不便，圣人必不违之也”[20]。恽氏以是否合乎人情作为衡量社会变革之必要性与合理性的最重要标准，体现了其对于十八世纪知识阶层注重民生、重视人情的观念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此基础之上，他又进一步将这一传统与变革思想紧密结合起来，而不同于食古不化、盲目尊崇古制而不知变通之一般迂腐儒生，从而站在了时代观念变迁的最前沿。
基于尊重人情、合其所宜的认识，恽敬又进一步提出，社会变革自有其客观必然性，断非人之意志所能移，虽圣人不免：“夫法之将行也，圣人不能使之不行；法之将废也，圣人不能使之不废。”他举上古井田制度之兴废为例：“神农氏作，民知耕而食之，诛草莱、摘沙砾，各治其田而已。黄帝因民之欲别而以经界正之，因民之欲利而以沟洫通之，因民之欲便于耕锄饁饟守望而以庐井合之，是故井田者，黄帝之法也。所以井田者，天下之民之欲也，此井田之所以行也。”而此后历经千余年，时过境迁，井田之制弊端丛生，其最终被废除也就势在必然：“天道之推移，人事之进退，皆有不得不然者。是故秦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非三代之制也，井田其一也。”即便圣人，处此世事变迁之时局中，亦必取顺应潮流、因时适变之赞同认可态度。恽氏又以孔子为例：“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而已，无一言及于兵与农者，何也？其事当以时变者也。”由此大发感慨道：“使孔子、孟子生于始皇之时，岂必驱天下而复井田哉？噫！此俗儒必争之说也。”[21]
恽氏所论之变革观，认为社会变革最终落实到一点就是统治者应当“因时适变”，顺应时代潮流，宽大为治，适当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由是观之，圣人所以治天下之道，盖可知矣。利不十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此经常之说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便私挟妄之说也。虽然，有中道焉。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此权衡于前二说而知其重轻俯仰者也。夫莫大于封域之制，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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