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论证道：“夫天地之道，一而已矣，而人事自二三以及千万焉。行之于行，见之于言，施之于教，皆人事也。惟圣人与道同，其余皆有出入多寡。申不害、韩非一术也，则传李悝、商鞅一术也，则传孙武、吴起一术也，则传王诩一术也，则传张鲁鬼道也，而亦传寇谦之、杜光庭鬼道之下也，而亦传佛者如中国百家之一耳。其徒推演师说，下者可以囿凡愚，高者可以超形气，故其传较百家愈远而愈大，屡灭而屡复，盖将与天地终焉。是故世有孔子之教，则佛之教亦必行，此天道之所以为大也。”他将佛教视为儒家之外的百家之一，认为其在中国流传既久而终未湮灭，实有其超出百家之外的高明之处，即“世之儒者，知中国之变而为佛，不知佛之变而为中国；知士大夫之遁于佛，而不知为佛者自托于士大夫”[17]，亦即佛教已经完成了其中国化的过程而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他最终认为佛教不仅不是什么异端邪说，而且必将与孔门儒教并传于世，“此天道之所以为大也”。

三、匡时济世的变革观

进入十九世纪之后，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的统治开始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渐入中衰之世。面对这种时局，恽敬作《三代因革论》八篇，不仅明确提出了变革的主张，而且进行了细致缜密的理论论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其关于社会变革的思想。

恽氏云“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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