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于人民之业，莫急于军国之务，而圣人一以宽大行之，况乎节目之细、寻常之用哉？”恽氏之意，为政之道只要儒家礼制精神之大端得到基本贯彻即可，于细枝末节之处锱铢必较则实属大可不必，即所谓“若其质文之尚，奢约之数，或以时变，或以地更。故养生不至于拂戾，趋事不至于迂回。于是首出而天下归之，三代圣人盖未之能易也。”恽氏还对当时士林普遍存在的盲目崇古而不知变通、专重经义而漠视民瘼的空疏固陋之不良学风提出了尖锐批评：“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岂足以知圣人哉？是故其为说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众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经而通，推之众经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经，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会穿凿以求其通，则天下之乱言也已！”[22]
综上所述，恽敬不仅因其开创了“阳湖派”而成为清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宏大的观念体系、特别是其走在时代前沿的难能可贵的变革观，也奠定了他作为十九世纪顺应时代大潮的先进思想家之一的地位。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