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图》言：‘簠外方内圆，簋外圆内方’。郑、许其各据一端言之欤？敦以瓦旃入为，簋亦以瓦，释者言天地外神以瓦、宗庙以木，簋之质亦不一欤？其敦、簠、簋皆以铜，始于何时欤？自两汉至今几二千年，学者依经据传，推明古制，以必求其是而终不可得。况古器之流传者，有时代之异制，有真赝之异物，有全缺之异文，而欲据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是故君子之于学也，举其大而略其小，用心于有益而不用心于无益焉。”[11]实际上对于当时某些学者惟知碌碌于故纸堆中、日事繁琐无益之考据这样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僵死学风提出了批评，主张为学当气度宏大、注重实用。
二、浸染释、道的思想体系
恽敬自幼即广为涉猎释、道二家经典，颇有心得，其于《<五宗语录>删存序》一文中自述云：“敬年十五即读道家书，后于吴山道院繙《道藏》，鄙倍不可训者十之七，凡下者十之二。周、秦以来诸子及所存古注家，其善者也，若魏伯阳、张端伯所述，亦道之一隅而已。至山右始读佛氏书，行江东、西时时至佛院读之，为鄙倍、为凡下，有过于《道藏》者。其精博之说，微渺汪洋，神生智出，《道藏》视之盖瞠乎后矣。中岁喜读诸禅师语录，于三乘之言，本无差岐，而其从入之门与从出之径，无辙迹无依持。盖人心之用，不能无如此一境，非强为者也。惟传授渐远，积习日深，及其末流，几于优伶之辞、驵侩之行，此则不可之大者也。”可见恽氏不仅广阅释、道经典，而且对其素有研究，所发议论皆颇见功力。他谓“道家之说，老子、列子、庄子所言，释氏之先路也。一变而为徐福、栾大，再变而为张道陵，三变而为陶宏景、葛洪，四变而为寇谦之、杜光庭，五变而为张伯端、邱处机，然后复归于释氏。若纯阳真人，求之缙绅先生之撰述，未尝言其学于释氏也。而释氏必牵挽之，道家亦以释氏日尊，以为吾之师亦有其说。学术之弊，始则妄相别异，终则诡相附托，岐之中复有岐，互之中复有互，九流皆然，不足怪也。”[12]可见其对于道家的源流演变、及其与佛门的牵连纠葛等问题把握得非常清晰。
相比之下，他对释氏之兴趣又胜于道家，谙熟诸多佛门经典，至少对《金刚经》、《楞伽经》、《维摩诘经》、《坛经》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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