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焉。若以从祀言之，圣人之门，岂若是之小哉？”他对于陆陇其之见颇不以为然，而认为“大抵（阳明）先生才高气盛，不受汉、唐、宋以来诸儒笼络，故能悬旌立帜，奔走天下，而议论偏窳，才气又足以拯之，东击而西驰，南攻而北走，不可端倪捉搦。及至合前后之说相较，其不能相应固有如此者。然天下及后世才力聪明之士，皆喜径恶曲、喜简恶烦，故为先生之说十尝得八九；其断然能别择先生之是否者，累世不获一焉。”[8]他不仅对王阳明作为一代心学宗师的地位予以充分肯定，而且还指出了王学流传既久遂趋弊陋的症结之所在。对于陆陇其对王阳明援禅入儒的指斥，恽氏认为王氏良知之说是与释氏达摩、大鉴等人之言无异，“故先生之学不得不谓之禅。然而有与禅异者：亦言戒慎恐惧，亦言慎独，亦言礼，亦言仁义，亦言孝弟，此则其异者耳。”对此，他提出的观点是：“夫圣人之道，固极其正者也，异端不得而混之，然其大则如天地之持载覆帱焉。……圣人及门，固非若一人之言、一人之行者，岂得谓圣门之杂哉？天地之道，固如是也。今观浮图之有功力者，盖异于众人矣，况其精大者乎？是故释迦、达摩、大鉴诸人，苟世与孔子相及，当有所以待之者；而谓高朗博大如阳明先生，必不收录在弟子之列，此敬之断不敢信者也！”[9]主张儒学当以恢宏博大的气势，兼收并蓄，多元发展，认为孔门之中理应有王阳明及其姚江之学的一席之地。
最后，对于朱子之学与阳明之学孰是孰非这桩士林争论不休、久而不决的公案，恽氏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朱子懃懃，江汇于海，杓携于躔，入圣之要，下学上达，宣尼所传，存之隐微，持之功该。本原传录渐多，遂涉支离，溺于言诠。阳明间气，振臂一呼，力破挛牵，此如夏冬，以反为成，六气乃宣；此如吸呼，以断为续，百骸以安。上五千载，下五千载，抑高转圜新故，所代如南北陆、如上下弦，圣人无我贤者，迭胜以扶其颠，其中轩轾，得失多寡，尚可寻沿。朱子之弊，极于拘曲，不溢他端；阳明之弊，颠倒狂圣，反覆坤乾。故为儒者，必始朱子，勿怠而迁。”[10]
对于乾嘉之际盛极一时的考据之学，恽氏也借辨析上古礼器敦、簠、簋之形制、质地、用途之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周礼》：‘舍人共簠簋’，注言：‘方曰簠，圆曰簋’。《说文》：‘簋方簠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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