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氏撰文声称：“凡敬之为言，以明孔子之道。如是佛之言，与后之为佛者，窃孔子之言以为言，皆莫外乎孔子之道而已。”他就《金刚经》为例具体论证道：“经曰‘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曰‘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三言而已。《中庸》之言曰‘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所谓‘无所住’非邪？曰‘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所谓‘生其心’非邪？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孔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所谓‘行于布施’非邪？《大学》之言曰‘心有所忿嚏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所住之过如此；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不生其心之过如此。盖天之生人，均是发肤、耳目、心志，其于道也，皆一本焉。故心之本然，圣人能知其故而言之者，佛与为佛者亦能知其故而言之，特不能如圣人之中且正而得实。译者又多以意比附，故诸经之言，或明或晦，或诡或法。而是经亦多覆沓卑杂之辞，至其精审，未有不与圣人之言相当有如此者。”[15]恽氏于此虽然开宗明义，公然宣称自己“以明孔子之道”为宗旨，但实则多层次地论证了佛经之言与圣人之旨在实质上颇多异曲同工之处，其调和儒、释的观念倾向表现得十分鲜明。

事实上，由于精通佛家经典、长期涉足儒、释二门之间，恽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出参校儒释、以释补儒的理论倾向。如他就《楞伽经》而论曰：“性善者也，情善而之乎？不善者也，知之体洞然，无善无不善者也。而其用能知善不善，能之体充然，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者也。而其用或专于善，或专于不善。是故孟子性善之言，以性言性而举其全；荀子性恶之言，以情言性而要其末；杨子善恶混之言，以情言性而混其末与初；韩子性有三品之言，以知能之用言性而忘其体。惟浮图之言，则能举知能之体焉，而能者有畔岸者也。故多舍能而言知，曰‘常惺惺’、曰‘活泼泼’，皆知之体也。以此为性，故其言曰‘性无善无不善’。程子、朱子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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