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祁韵士和徐松,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话来说,即“兹学首倡之人如祁鹤皋、徐星伯辈”,其学“虽由考古引其端,而末流乃不专于考古,盖缘古典中可凭藉之资料较少------(故)所记载又往往得自亲历也”。徐松,字星伯,其最为重要的史地名作为《伊犁总统事略》(后道光帝赐名《新疆识略》),在当时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该书正是在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深化而成。换言之,《西陲总统事略》乃是《新疆识略》一书的初稿。由此也可见,祁氏在这一新兴的学术潮流中具有着真正名副其实的先驱地位。
依笔者之见,讲求“经世”之学,开清代中后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新风尚,实乃寿阳祁氏文化的精髓之一。它预示着乃至直接标志着嘉道之际乾嘉汉学向“经世实学”的近代转向。对于祁家来说,这无疑是祁韵士创造和遗留下来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但除了祁韵士本人的开拓性贡献之外,其子祁寯藻在继承这笔遗产、弘扬嘉道咸同时期以边疆史地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风方面,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与他当时崇高的*地位和士林领袖的特殊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学界对此似尚缺乏应有的注意。
祁寯藻(1793-1866),字春圃、淳甫,为祁韵士的第五子。他1814年中进士。1821年入值南书房。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1849年任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登基后,拜为体仁阁大学士,赏太子太保衔,充进讲官。1861年同治皇帝即位后,又被任命为幼皇的四个师傅之一。可谓道咸同三朝官至极品的老资格重臣。卒后谥“文端”。祁寯藻做人有则、为官有道,行政务实,很受时人称赞。《松轩随笔》记载说:“寿阳相国性如玉洁,心比春和,学博而不矜才,丰而不露,见人有善必称道之。其休休有容之度,盖有古大臣之风焉”。鸦片战争时期,祁寯藻支持林则徐禁烟主战,并偕黄爵滋视察福建海防和禁烟事,与权臣穆章阿意见多左。后又与肃顺不和,反对肃顺“铸大钱”。因志不遂而多次请辞。加之又为诗坛盟主、书法中坚,一时颇得士林清望。
就学术而言,祁寯藻虽不废考据,却更为注重秉承乃父“经世”之宗旨。他政务繁多,在西北史地学方面无暇深研专攻,但仍与俞正燮、张穆、何秋涛等著名边疆史地学者密相交游,并广刊边疆史地著作,有力地推动着这股学术新风向前发展。其父祁韵士的名著《藩部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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