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涤生（国藩）------莫子偲诸老，始喜言宋诗”（《石遗室诗话》卷一）。著名诗论家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亦云：“有清一代，巨公能诗者，首推王文简、阮文达、祁文端、张文襄诸公”。“道光一代，祁、翁两文端秉国政，俱以实学为天下倡。《 谷﹢曼 谷+九亭集》清真瘦硬，力追苏、黄，陈石遗《近代诗钞》取以冠首。外曾祖翁文端公（心存），亦擅吟事，-------大抵得力唐人处多。以较祁文端，祁则开同光风气之先，翁则结乾嘉流派之局”。在此之后，各种新式的文学思潮史，虽对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褒贬不一，然对祁寯藻于清代诗坛影响的这种定位，所言却大体不差。
同光体是晚清影响最大的主流诗派。其诗人由追摹宋诗到极端推崇黄庭坚，以至诗风趋于干涩、喜用僻典，“只益生硬，更无余味”（梁启超语），末流之弊，甚至沦为张之洞所嘲“不堪吟”之“江西魔派”。这的确是宋诗运动的结果之一。但它却并非始倡宋诗之人的最初本意，更非据以评判这些宋诗倡导者诗歌实践的简单准绳。
宋诗运动本由清中叶的翁方纲发其端。程恩泽、祁寯藻等紧接其后，并身体力行。他们既不满于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所以特别提倡应该重视宋诗，又因不满于清初王士祯等所谓“兴会神到”、“得意忘言”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等拘泥于汉魏盛唐格律声调的单一“格调”说，而强调作诗务须“学问”与“性情”相结合，“义理”与“文理”相融会。同时，他们还特别倡导所谓“切实”，以翁方纲之言谓之，即写诗必须“切己、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神韵论》）。因此，他们最为推崇的诗人是杜、韩、苏、黄等唐宋名家，而对于李白的“謫仙”之诗却表难以欣赏。这虽限制了其诗歌的进一步成就，且最终也还是未能摆脱对宋诗一味模仿的形式化泥潭，但在当初，他们试图另辟新境，对于纠正轻视宋诗的风气，导扬写实精神，实不乏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一首向其子祁世长讲述自己诗歌生涯的五言诗中，祁寯藻曾很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诗歌旨趣和主张。该诗写道：
“少小喜为诗，初诵十九首。------顾惟才力薄，敢冀言不朽。弱冠习杜韩，惊眩汗流走。苦拈山石句，那有制鲸手？白傅亦心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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