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等，就是他特请张穆等逐一校订之后加以刊行，使之得以较多流传于世的。张穆在校勘祁韵士著作之前，对西北史地已有钻研，然并无杰出成绩。他后来成为道咸时期最为出色的边疆史地学名家之一，与祁寯藻的识拔、鼓励实分不开。其杰作《蒙古游牧记》，堪称清代研究蒙古地理最详博的著作。但该书最初的创作念头，就是产生于校勘《藩部要略》一书的过程之中。他发现《藩部要略》详于“编年”，而短于“地志”，遂立志补其不足。《蒙古游牧记》完成后，祁寯藻又慧眼识精品，特出资刊行，为这一杰作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序言中，他大赞此书，称其“结构祥而有体，征引赡而不秽，考订精而不浮、确而有据”，尤其欣赏其能将经世与考据、今务与古义两相结合的治学精神。他写道：“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阙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从这里，今人不难窥见祁寯藻当时的学术旨趣和嘉道学风转移时期的那种真实的过渡形态。
鸦片战争后，世界史地特别西方和俄罗斯的历史和地理研究，得到学者们的进一步重视，这与西方列强和俄罗斯的侵略直接相关，也未尝不是此前西北史地研究的自然延续。对于这两方面的学术发展，祁寯藻均给予了支持。其对何秋涛中俄边疆地理研究的长期勉励和赞助，堪称显例。1858年，何氏完成名著《北徼汇编》（后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祁寯藻即为之撰写序言，大加揄扬，赞其记述信而有征，搜采博而不杂，辨别是非“确而不可移易”，堪称实事求是、“能究端末以周知古今”的史地学佳构。他甚至还认为该书“虽所记仅北徼一隅，而考核之精，持较魏（源）徐（继畬）二书，不啻后来居上”。此言或不免有拔高之嫌，然其身居枢要、提倡奖掖边疆史地之学的那种积极情态，却已跃然纸上。
如果说，注重“经世”和倡扬西北边疆史地之学，为寿阳祁家的文化精髓，而这一传统在祁家内部从祁寯藻以后逐渐中断而不免有令人遗憾之处，那么，挚爱诗词、热心创作，取得不凡成绩，产生一定影响并长期延绵不绝者，则可谓寿阳祁家另一文化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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