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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 吴派 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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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09: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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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变化。如乾隆十九年四月，他在殿试试题中提出了道学流行后“大道愈晦”的看法。又如后来对尹嘉铨仿照朱熹《名臣言行录》编撰《本朝名臣言行录》而予“逮治处绞”的极刑。这与其说是对尹嘉铨标榜臣权，易启门户争执，侵犯君权的痛恶，还不如说他对朱熹《名臣言行录》一书的反感。而他在书程颐《论经筵ｃｈì＠④子》中说：“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且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更显示了乾隆对宋儒的真实态度。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乾隆对儒经的关注。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十一月，颁谕，责成九卿、督抚举潜心经学的纯朴淹通之士。十五年（１７５０），乾嘉汉学先驱，无夕学者顾栋高以经明行修之士，授为国子监司业。与此同时，惠栋也以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为两江总督黄廷桂、陕甘总督尹继善列名荐牍。对此，惠栋认为：“国家两举制科，犹是词章之选。近乃专及经术，此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所未行之旷典。”（《松崖文钞》卷一《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这表明惠栋对现行政府提倡儒经热忱的响应。从这一意义上讲，吴派学者扬汉抑宋正与清廷文化政策转移有着某种密切契合的内在联系，它展示了清代前期学术思想发展的一般趋向。吴派的产生，奠定了乾嘉嘉汉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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