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传记之涉《书》义者，自汉、魏迄于隋、唐。不取宋以来诸人之注者，以其时文籍散亡，较今代无异闻，又无师传，恐滋臆说也。”孙星衍虽明言辑录汉唐旧注，而摒弃宋以后理学家的“臆说”，但实际上汲取了江声、王鸣盛等关于《尚书》的考证，作为《尚书》学总结性的专著，它展示了吴派学术风貌。为后来今文家陈乔枞的《今文尚书经说考》与皮锡瑞的《今文尚书考证》奠定了基础。
三、治经兼及考史，是吴派学术最为显著的第三个表征。吴派学者虽偏重于古经汉疏的研究，但也深研史学。如惠栋也撰《左传补注》。《反汉书补注》、《续汉志考》等。吴派中以考史著称的是王鸣盛和钱大昕。王鸣盛所撰《十七史商榷》，钱大昕认为“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独不善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实用也。”（《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钱大昕因其学术名望又兼有妹夫的身份，他的这种看法，也被史界经常称引。其实王鸣盛研史精于考证舆地职官、典章制度是正确的，但说他“独不善褒贬议论”，则有欠考察。如王鸣盛对于历来备遭唾骂的唐顺宗时与宦官势力作斗争的革新人物王叔文大加褒扬，认为“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臣，跋扈之强藩”（《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顺宗纪所书善政”条）。清初王夫之也肯定王叔文“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但又指责他的动机和品行：“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胶漆以同其类，亢傲以待异己，得志自矜。”（《读通鉴论》卷二十五“顺宗”）显然，王鸣盛的认识远比王夫之深刻。所以李慈铭赞扬他“议论淹通，多足决古之疑”（《越墁堂读书端记》，第１７０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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