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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 吴派 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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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09: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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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派学者中，史学成就最大的要推钱大昕。钱大昕以毕生精力，作《二十二史考异》，仿照《通鉴考异》的体例，对于除《旧五代史》和《明史》以外的全部“正史”及其注解，进行了细致的文字校勘，以及训诂、地理、职官、氏族、名物、年代等方面的镇密考订，是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齐名的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之一。钱大昕虽很少发议论，但有些议论也寓有突破封建框框的思想。封建社会中，君道不可侵犯，而钱大昕却认为：被弑的君主都是无道之君，如果君主贤明，何至于被弑（《潜研堂文集》卷七《答问四》）。又封建的伦理观不准妇女改嫁，钱大昕认为：如果夫妇之间，恩爱已绝，“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不在妇欤，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潜研堂文集》卷八《答问五》）这些大胆的议论，被人们看作是他关注清史即当时的现代史的含蓄表现。此外，钱大昕还著有《三史拾遗》、《诸史拾遗》、《通鉴注辨证》、《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疑年录》等也都是古代史料学的杰作。吴派学者这种由文字音韵入手，致力于名物的解释，典制的考索，事迹的正误的经学研究而转向古代史料学的研究，实是与他们治经扬汉抑宋联系在一起的。王鸣盛指出。“宋明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问世，一涉史笔，便欲法圣人削笔”（《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唐史论断”条）。又说“动辄妄为大言，高自位置，蔑弃古人，而胸驰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马融从昭受读”条）这显然是批评宋明理学从主观解经到臆测解释历史，模仿圣人《春秋》笔法，对史事大加褒贬的空疏学风。如果说吴派学者治经还仅仅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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