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以及“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等命题。这些思想和命题,既推动了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发展,也促进了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和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自宋元以来,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至明中叶,王阳明的心学盛行,良知之说风靡海内。降至明末,王阳明的心性良知之学,又日趋颓废没落。流风所及,一些封建士子孜孜以求功名利禄,为求捷径,不读经书本文,只是捧着“语录”讨生活。充斥学术界的是“置四海穷困于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然而,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社会变动,及“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些学者和思想家,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总结。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则被视为祸国误民的重要原因。在对之进行抨击的同时,他们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如朱之瑜提倡学术要“经邦弘化,康际时艰”;李颙主张“匡时要务”,“学贵实效”;颜元更大声疾呼:“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这些思想主张,汇集成为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而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正是这一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空谈心性的学风,他尖锐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遗其粗。未究其本而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谈,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因此,顾炎武提出自己的治学宗旨是“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希望通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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