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恢复经学的传统，顾炎武提出要明辨经学源流，他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旨，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12。为此，顾炎武反对宋明以来那种断章取义、心印证悟的语录之学，倾向于以汉儒为师，认为“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赅通，百家亦兼取”13，明显地反映了崇尚汉学、鄙薄空谈性道的学术倾向。 

此外，顾炎武还强调应该读注疏，批评明以来的学者“并注疏而不观”，几乎没有“能通十三经注疏者”的虚浮风气。他在汉学废绝、宋明理学居统治地位、心性之学泛滥的情况下，提倡“通经服古”，崇尚汉代古文经学，强调训诂注疏，无疑为汉代古文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开辟了先路。 

正是由于顾炎武及同时代的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弃虚崇实，重视注经传统，又有毛奇龄、阎若璩、胡渭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14，才开启了乾嘉时期汉代古文经学重新复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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