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人物。唐鉴甫至京师，倭仁就向唐鉴问学，唐鉴当即明确地告诉他：“学以居敬穷理为宗，此外皆邪径也。” [4]P6值得一提的是，倭仁早年治学是“从王学入手” [5]P11的，平日来往密切的河南同乡李棠阶、王鉁等人都是王学学者。他们成立了正学会，定期“会课”，互相批阅“日录”，当面品评得失。不过，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王鉁去世，次年，李棠阶出京南下任广东学政，这样，这一京师治王学的士人群体就因相继失去了两位主要人物而消散，倭仁也很自然地进入了以唐鉴为核心的京师理学群体，开始弃王学而改宗程朱。自问学唐鉴以后，倭仁“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因此得到唐鉴的夸奖，称赞他“用功最笃实”，并告诫他说“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6]P92可见交游对象的变换，与倭仁学术转向关系之密切。
曾国藩也于1841年8月（清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以同乡后辈的身份登门拜访唐鉴，虔诚地向他求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并在当天的日记里详细地记下了唐鉴对自己的教诲：
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
唐鉴的这一番议论，对曾国藩来说，真乃如雷贯耳，“听之，昭然若发蒙也”。[6]P92在拜谒唐鉴之前，曾国藩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面，终日研习八股试帖，以猎取功名。做官以后，才开始由时文而入于古文，但尚处于摸索阶段，对治学方法始终缺乏系统的了解。及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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