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呈朝廷，“藉为正学之助” [8]P757。无疑，唐鉴等人有关道统的学术史编纂活动，对当时程朱理学的复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晚清程朱理学的两种路向
除了以唐鉴中心开展学术活动以外，这些理学士人之间也常常互相切磋。倭仁之能由王学转向程朱，除了唐鉴的引导作用以外，也受到其他理学士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前所述，吴廷栋也是以唐鉴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的重要成员，他年长倭仁11岁，为学笃守程朱，自称“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 [5]P9。他的这种纯正的程朱理学思想对倭仁理学宗向转变的影响不下于唐鉴。他们同官京师期间经常互相讨论程朱陆王之辨。从现存的《倭文端公遗书》几卷日记来看，吴廷栋的批语最多，其中不少是以程朱理学的观点对倭仁进行引导。据倭仁日记载：“竹如来，极论致知为急，存心不致知，恐所存之心只是个儱侗底影子，遇事依旧差错。又言陆王之弊，谨守者含胡模棱，高明者猖狂纵恣，所造愈深，受害愈甚。可谓深切之言。” [9]P4由于吴廷栋的影响，最终使倭仁确立了尊朱黜王的立场。对于倭仁的转变，吴廷栋大加赞赏，他说：“其能洗净王学一归程朱，可谓大勇矣” [5]P14。此外，倭仁与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人也时常论学，据倭仁日记载：“晚与丹畦（何桂珍）畅论其旨，不觉水乳交融也” [9]P20，“过鹤田（吕贤基）家，自述所学不济，大家砥砺，痛下功夫，以求上不负君，下不负己” [9]P27 ，“兰泉（窦垿）来谈学，有心心相印之趣” [9]P17。有那么多良朋益友长期互相切磋砥砺，使倭仁受益匪浅，修养工夫日益精进，终成继唐鉴之后的一代儒宗。
而曾国藩之所以后来能成长为一代理学名臣，也得益于吴廷栋、倭仁辈的扶掖。唐鉴再官京师后，吴廷栋即力劝曾国藩移居北京城内，以便探讨学问。据曾氏致诸弟函云：“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已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 [10]P34于是在进城后，曾国藩特意拜访了倭仁，向他请教修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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