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畅谈之后，曾国藩才大彻大悟，于是最终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其治学的基本目标。从此，曾国藩开始按照程朱理学的要求进行修身养性，并以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等12条为每日的功课。后来，尽管曾国藩在治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但应该说始终是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可以说，师从唐鉴对曾国藩来说影响至为深远。正是这一时期在唐鉴指导下的苦读潜修，才奠定了曾国藩深厚的理学学养。
除了讲学以外，唐鉴还注重学术史的编纂，并以此将这些理学士人联系的更加紧密。1845年 (清道光二十五年)，唐鉴编成《国朝学案小识》一书，该书名为清代学术史，实仅为程朱理学一家学术张目。全书著录256位学者，由五大学案组成，即《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经学学案》和《心宗学案》，共15卷。其中，《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共11卷，《经学学案》为3卷，《心宗学案》仅1卷。显然，唐鉴是以程朱理学为清代学术的主体，从而严格编制出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主干的儒学道统传承体系。倭仁深契唐鉴的卫道精神，说：“唐镜楷先生《学案小识》一书，以程朱为准的，陆王之学概置弗录，可谓卫道严而用心苦矣！” [4]P17~18曾国藩更是积极为《国朝学案小识》张罗刊刻事宜，并亲自担任校字工作，付梓之际，还手撰跋文，以为宣传。
在编纂《国朝学案小识》的同时，唐鉴还叮嘱何桂珍编写《续理学正宗》。《理学正宗》是清初理学家窦克勤所辑，为宋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和元代的许衡、明代的薛瑄作传，以他们为正宗的理学家，是“孔孟嫡派”。唐鉴认为该书“择之甚精，惟继河东(薛瑄)之后者，尚有敬斋胡子（胡居仁），障姚江之澜者有整庵罗子（罗钦顺），不可谓非正宗也。”因而嘱咐何桂珍为之作续录。何桂珍依其意作《续理学正宗》，共四卷，传主分别为明代的胡居仁、罗钦顺和清初的陆陇其、张履祥。《理学正宗》及《续理学正宗》是宋明理学中程朱学派的道统史，正好与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相翼而行”。[7]这样，自宋至清就有了一个完整的“正学”体系。后来，吕贤基又将《续理学正宗》和《国朝学案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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