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告诉曾国藩说：“‘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也，亦孔之照。’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最后，倭仁还郑重地告诫曾国藩，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当即写，不宜再因循” [6]P113。对于倭仁的“修养”功夫，曾国藩十分佩服，在倭仁的带动下，曾国藩“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 [10]P40。为了得到倭仁的更多指点，曾国藩还将自己的日记拿给倭仁批阅，倭仁细阅后在曾国藩的日记上写道：“我辈既如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接到批复后，为之悚然泪下，感叹“安得此药石之言”。[6]P133同时，倭仁也将自己的日课册子交付曾国藩批阅，曾国藩阅后则称：“细阅先生日课，无时不有戒惧意思，迥不似我疏散，漫不警畏。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 [6]P134因此，对于曾国藩，如果说唐鉴是良师，倭仁、吴廷栋则为志同道合的益友。
不过，总的说来，这一京师理学群体的领袖人物无疑是唐鉴。唐鉴在京五年，俨然人伦师范，以其人格力量感染周围，向学之士，日趋众多。所以在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唐鉴致仕还乡之际，曾国藩受众人推举，“作《师说》一首，以识年来向道之由”。所谓《师说》即《送唐先生南归序》，之所以称作《师说》，实为阐扬师道。正如曾国藩在《送唐先生南归序》中所说，当唐鉴内招之后，“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虑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 [11]P168而唐鉴南归之后，这一京师理学群体的成员也仍以他为精神领袖。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唐鉴七十寿辰之际，当年在京向其求学问道者，如吴廷栋、曾国藩、窦垿等还纷纷以诗遥祝。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理学群体虽同从唐鉴问学，但由于对唐鉴“守道救时”观点的吸收各不相同，故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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