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士风，使他们具有浓重的务实精神和较广阔的知识视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社会现象，即许多人不再严格地受旧式正统教育的约束，对八股辞章、科举正途淡漠，他们博览群书，广涉诸学，表现出极为广泛的兴趣。王韬自述其“弱冠，即弃举子业，致力经史。……尤精地理。”(王韬：《□窟谰言》，《洋务运动》〔八〕，第11页。)徐寿“幼娴帖括，习举业，思以为无裨实用，弃之。遂专究乎致知格物之学，潜心经济，讨论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凡与格致有涉者，如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医学，靡不穷源竟委焉。……于制器之学为尤精。”(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洋务运动》〔八〕，第33页。)薛福成也谈道，他在十几岁时便感到时世危难，遂博览群书，致力经世实学。这些反映了那些怀才蓄志的士人们的普遍心理。这时的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往往是既精于儒学正统理论，又旁通诸学的杂家。
此时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已不是传统文化的一统天下。西方近代文化凭藉着侵略势力的强权，以坚船利炮和廉价的机器产品为物质载体，通过大批来华的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作为媒介，涌入中国社会，为这个古老、封闭的社会注入了外来的新文化因素。
西方近代文化是以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技术为显著标志的，而在中国，长期停滞的农业文明，使科学技术发展相对缓慢得多。但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实学”士风的盛行，鸦片战争前后的几十年间，在东南沿海出现了一批在自然科学方面较有成就的学者，在数学、天文、化学、物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使他们对了解和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能力。大量出现的“杂家”型士人，也多对自然科学有所涉猎。明末清初形成的一次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小热潮，对二百年后再开引进之端，在知识上和心理上是个有利的铺垫。自然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属于外围文化，极受轻视，加之它本身的性质，这就使它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具有磨擦较小、易于沟通的特点。这种态势造成了自然科学技术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突破口，而具有一定自然科学知识素养的文化人，便成为中西文化最早的一批沟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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