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世纪60年代，教会学校已陆续培养出一批西学人材。在中国知识界，这是一支完全新型的知识队伍。他们从成长道路到知识结构，都与传统的文化人完全不同。这些由西方人按西方近代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人材，基本上都服务于洋人的在华事业中。这是因为，在当时只有洋人开办的各项事业，才是西学知识得以用于实际的场所。此外，他们多出身贫贱，没有传统士人的社会地位（功名等）和社会关系，其知识价值更不被传统社会所承认，因而他们只有依靠唯一的社会关系——作为师长的洋人——来跻身于社会。他们往往经师长介绍或转相引荐，进入洋人的在华事业中。马良在徐汇公学毕业后，被聘为耶稣会神职人员和编撰，后任徐汇公学校长。容闳毕业回国后，经外国友人的转相介绍，曾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多处洋人事业中任职。伍廷芳在英国学习毕业后，曾找到清政府驻英使馆等多方探寻出路，但后来仍回到了培养他成长起来的香港，先作律师，后又被聘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另外，在洋人的在华事业中，作翻译（即所谓“通事”）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一种文化职业。　　　　　

　　这些受西方人培养并为其服务的新型知识分子，对他们所依靠的外国势力都有很强的依附性。其中有民族意识麻痹而只谋私利者，但大多数则意识到民族差异和不平等，具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他们对西方先进文化有较深的了解，痛感祖国因落后而受压迫的屈辱，多致力于以所学的西学知识来振兴祖国。马良曾述其18岁在徐汇公学时，“法领事署欲聘我作秘书，我谢绝说道：‘我学法语，为中国用的！’他们很惊讶，只好作罢了。”(《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引自《马相伯先生年谱》，1939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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