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在与洋人交往共事中，也多亲身感到作为中国人所受到的歧视和欺压。马良曾谈及自己任耶稣会编撰时，“在徐家汇译著有数理书百余卷，尽皆束之高阁，教会中不为余印行问世。”(王瑞霖：《一日一谈》，见《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16页。)后遂退出耶稣会。伍廷芳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任职时，曾多次为保护中国同胞利益与殖民当局发生争端，因而同当局产生矛盾，遂辞职离港。容闳在香港学习律师时，也因遭到英当局律师界的排挤而不得立足。他们与外国势力的这种矛盾，造成了有脱离而去的可能。

　　到了19世纪60一70年代，这类新型知识分子已有相当数量，他们具有较系统的西方文化知识，已成为中国社会里西方文化的一股代表力量。

　　三　西学人材与洋务事业的结合

　　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文化人，由于亲受民族屈辱而更加强烈的民旅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具有欲以所学的西学知识运用于社会、促进民族富强的热切愿望。但是在中国社会里，*统治势力强固地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社会的任何变革，知识分子的任何主张和理想的付诸实施，都只有通过统治势力的地位和权力方能达到。这种社会特性，一方面使西学人材具有向官方统治阶层中寻找依靠力量的趋势；同时，由他们的变化而扩展到社会性的变动，还有待于统治阶层内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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