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士人自幼接受正统教育，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们继承了士人的传统心理，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民族的屈辱和两种文化的高下对比而更加强烈，他们也希冀着为救亡强国而尽力。李善兰和王韬等在墨海书馆时，常相聚畅论天下危亡之事，豪饮悲歌，发泄不得志的郁结之情，被时人目为怪异。李善兰后来脱离墨海书馆，应数学旧友、江苏巡抚徐有壬之邀，入其幕俯，研讨数学，从事著述。王韬在遭清廷通缉被迫避往香港后，仍在官场多方活动，欲求回内地为同胞效力。徐寿为抵制洋商购买鲜茧，争夺民利，在家乡倡蚕桑叶，“自治田植桑数十亩，躬为倡导，复筑灶烘茧，制机缫丝”(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洋务运动》〔八〕，第23页。)，促进了无锡一带民间蚕桑业的兴盛。

　　这些接触西学的士人，也多成为社会上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的倡导者。江苏在籍翰林冯桂芬，学识渊博，久负盛名。1860（咸丰十）年来到上海，浏览各种西学译著，他认为，西学中“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格致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冯桂芬：《采西学议》，《校□庐抗议》卷下。)因而他提议设学招生，学习西学，并主张翻译各种西学科技书籍。他屡作政论，提倡社会改革。咸丰末年，编辑成政论集《校□庐抗议》，提出改革内政、“广取士”、“改科举”、“制洋器”、“采西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初步形成了一套较系统的社会改良思想。

　　在中国的旧知识界，以东南沿海自然科学学者为主要倡导者而形成的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潮，日渐发展，并在社会中寻求着实践化的道路。这是洋务派开展学习西方文化、科技活动的主要社会基础。

　　二　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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