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本有人认为，西方国家不应使中国“开放”，因为“开放”“不惟不能速其死，反使彼有生机”。理由之一是：“开放其国，是牖其智而觉其梦也，以敏明勤练之支那人，使之从事于工业，则其横行于天下，谁能抗之？”理由之二是：“以言劳力之多寡，则支那人为其最；以言工价之高低，则支那人居其廉。”故“支那开放劳力输出之时，即世界白人劳力者危急存亡之秋也”。作者提出对于中国人最好是“无惊其恶梦，徐起而制其毙，庶几无死灰复燃之虑也”[17]。文章显然是模仿拿破仑勿惊醒中国睡狮之说，但用心更险恶，因为其最终目的是让中国在睡梦中由日本和列强来制其死命，以永绝“黄祸”。

　　日本人为避免被视为“黄祸”，还寻出各种理由，表示与中国乃至亚洲各国划清界线。有的文章援引法国人盎列哥尔齐的观点，说：“中日两国，实为亚细亚国民之二大宗，然不独人种之异，即历史所传之立国基础亦全相反”，从而得出“两国决非亲近之同种”的结论。作者强调日本通过维新改革，“得伍于列邦，与最强大国联盟者，皆此世运之所赐”，故不能违背“世运”，对中国这个“老大之国，而漫然引同种同文为口实，使列国疑中日间有特别之关系，不免包藏祸心，将渐新旧习之欧美人再生黄祸之惧，而英人中持异种异教之说以反对英日同盟者，且将以此借口也”。[18]可见日本舆论时而笼络中国人而大谈“同文同种”，“共同提携”，但转眼间为了结欢欧美并欺凌中国，又可称两国“非同文同种”，而且怎么说都振振有词，实则一切都是为了损中国而利自己。

　　上述30余篇翻译文章，并不能反应西方和日本对“黄祸”论的全部观点和态度。当时俄、法、德三国与英日同盟对立，前者叫嚷“黄祸”最多最凶，英美两国也有类似说法，不过英国此时为了拉拢日本对付俄、德两国，报刊上颇多为日本开脱的文章。而中国报刊只从英、美、日本国的文章中选择译载，而且所选者多为揭露俄国的侵略野心，美化英国和日本的言论，这固然可以理解为一种斗争策略，即借外国人之口表达只有“俄祸”（附带表示也有“白祸”），而不存在“黄祸”，尤其中国不会为祸的观点，但这种处理方法也使后人感到，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喧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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