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对上述30余篇译文，只有2篇加上了“附识”和“按语”。其一是《清议报》在《中国人种侵略世界》文末“附识”曰：“吾人有此绝大招忌之物，惹外人之凶暴压力。今地球各国，孰不欲芟灭吾人而甘心哉？吾人今日苟不思振奋自保，必无噍类矣，可不寒心。”“附识”对中国深受列强欺压的境遇及险恶前景，表示了极大忧虑，但面对文章中诬蔑丑化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谬论，毫无驳斥，尤其是附和了中国人口众多才“招忌”、“惹外人之凶暴压力”的观点，显然更是错误。其二是《外交报》在《非同文同种》之后加了“按语”，说日本在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倡同文同种之说，以潜布势力于我国”，而在与英国订立同盟之后，“又有恐以此招欧人之忌，而著论非之者。前后两说皆非实意，不过外交家之作用耳”。“按语”仅仅揭露了日本舆论反复无常的特征及其利己动机，却未能揭穿西方和日本对中国的深藏祸心。所有译文应说是客观而有选择的产物，但由于对英国和日本的种种自我美化没有批驳，难免使读者误以为英国与喧嚷“黄祸”论无关，被日本把自己在东亚的侵略扩张与争霸说成维护和平与正义的诡辩所迷惑。而且上述文章有的为说明中国不足为祸而对中国极尽轻蔑和鄙视，有的为说明中国可能为祸而对中国加以丑化、歪曲，译者和报刊对此缺乏适当的反应，近乎成了对种种谬说的默认。

　　三

　　中国人自撰的约15篇文章，以刊于《中外日报》的6篇为最多，《外交报》4篇次之，《清议报》、《东方杂志》各2篇，《河南》杂志1篇。这些文章分别表达了如下几点思想内容。

　　一是从正面回答中国不是“黄祸”，这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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