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篇短文中。其一为旅居美国的张又棠发表在北美报纸上的文章。该文指出：“黄祸”由华人而起之说始于义和团事件，当时中国人认为“瓜分之时已至”，因而奋起“自保疆宇”，其所作为“乃力拒人之害己，而非欲侵占他人者也”，故能使一切“安分华人亦与之表同情焉”。敢于肯定义和团斗争的正义性。接着作者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素主平和，其或出于战争，则迫于不得己耳。盖夙尚商业农业之人，焉能舍其筹算，弃其耒锄，从事疆场，以占人土，而为人之患哉？”故“华人侵犯欧美之事，有所必无”。“黄祸之事，自必乌有”。[19]文章不长，但能冷静说理，尤其是联系考虑了华人主要的生活特征和民族性格。其二为驻英公使汪大燮同英国记者的谈话。汪大燮认为：“华人心气和易，殊无所贪，且中国富于矿产，宜于农牧，谋生之道，无待外求。”而且表示清政府与各国交往，“自当遵约而行”，“与英美日之邦交，自必益厚”，如此“焉得而成黄祸耶”？[20]答词虽然显得底气不足，但也符合一个弱国外交官的特殊身份。
二是反守为攻，阐述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进而揭露白人种族主义的危害。如《论中国人种有功于地球》一文，从中国人“开辟地球之草昧”、“转输地球之商务”等等活动，证明“地球之文明生产，支那人亦颇有功焉”。但是“列国以限制支那人为第一大问题，以分割支那为第一大政策”，尤其是西方列强“曰地球上之土皆宜为白人之私产，地球上之人皆宜为白人之服役”[21]，以世界主人自居，不容其他人种尤其是中国人自存自主。有的文章强调，“考诸往事，白人之为祸世界，亦甚亟矣”，逐一列举俄国、法国、德国在全球各地“鲸吞蚕食而欲得人地”的事实，并指出他们借“黄祸”之说“煽惑列邦”，“于中取利”，以图实现其“钳制亚洲人民”并“辖治其土地”的目的。[19]他们已经清醒地看到，欧美列强“非将亚洲之地尽取而为己有，不足以快其吞并之心；非令亚洲之人尽服从于欧美，不复有反侧之思，不足以遂其兼罗并包之念”，于是一面制造“黄祸”之说，一面离间破坏亚洲各国人民的关系和感情，足见“竞争之念，既以愈逼而愈狠；排挤之术，即因愈用而精”，“必使亚洲黄人不得复见天日而后快”。[22]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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