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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外贸易和投资看洋务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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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1: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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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中平：《中国纺织史稿》，1963年版，页103—104）所以，当张之洞在两湖、四川各省措筹资本时，即使条件优厚，许以“或合资伙办，或独采取”（张之洞：《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七日晓谕鄂湘各属并川省民间多开煤斤示》，《督楚公牍）（抄本），件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私资仍不感兴趣，保持缄默。本来私资对诸如修建铁路、开矿山等等，“有所倡设”，但清政府或“亦多阻挠”（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转引自《戊戌变法》1，页204。），或“因循推诿，动多掣肘”，致使私资“不禁废然返矣。”（郑观应：《开矿》下，潘敦先：《中国各省减兵减厘议》转引，卷68，页9）陈炽评论说：“商民百万资本，尽付东流；今日偶及开矿一端，已几乎望影惊心，谈虎变色。”（《庸书》外编上，《矿人》，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转引，页241）历史事实说明，对中国人民进行巧取豪夺，不仅是列强，同时也包括洋务派和买办阶级。洋务派并没有把保护与扶植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政策化，只见之于一些私人往来的函件或某些禀贴中提到这个重要问题。然而，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凡事因人、因时而异，而构成各个集团的人们，总是以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为转移的。直到1894年，李鸿章对棉纺织业的投资还规定“无论官办商办”，“十年以内不准续添。”（《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页11）仿照棉纺业规定，把民族资本在其它民用企业新投资的自由也剥夺了。而对军事工业，私人资本则根本不能涉及。洋务企业又大都“股本耗折”，“成效毫无”，（胡□芬：《上变法自强条陈疏》，潘敦先：《中国各省减兵减厘议》，转引，卷16，页2），洋务企业即使有盈利，也“上不在国，下不在商”，（《盛宣怀行述》，见《愚斋存稿初刊》附录，页32）“是利在数人，而不在众人。”（《刘坤一遗集》，册2，页624）利全归到洋务派手中去了。私资无利，当然不愿意向工业企业作新投资。洋务运动给中国民族资本以希望，很快又让其幻灭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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